古代中国领先了世界那么久，为什么就没有领先进入工业革命呢？
一.这个问题可以合并在李约瑟难题里
参考答案：找管仲和商鞅这帮人负责。前者在《管子》里提出了邪恶的利出一孔：
利出于⼀孔者，其国⽆敌；出⼆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亲君若⽗母。（《管⼦·国蓄》）
现在知道为啥中国管学这么发达了吧？
到五等分的商鞅，申不害，李斯，韩非子等法家荀学国贼这里，开始进一步奴役和阉割中国人，以影响最大的商鞅来说，他推行的变法直接注定了中国日后的落后和挨揍：
1.郡县制，开启中央集权。如果欧洲日本早期这么干，就不会有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倒幕战争。
拿日本倒幕战争来说，正是因为日本彼时是个真正的封建国家，没有郡县制。所以萨摩和长洲藩的领主有独立的人事财政权和军事权。这才能保证倒幕成功。要是和中国一样搞郡县制，实习流官，倒幕就无从谈起。
2.重农抑商，这是五等分商鞅贫民弱民最重要的一环。中学教材里强调了多次的小农经济源头在此。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因为交易成本和过高，严重妨碍了商品流通的效率和社会分工。更无从谈起规模效应，最后直接导致了小农经济。
重农抑商还直接歧视商人地位和锁国，这和欧洲完全不一样，你也不能指望古中国会出现东印度公司这种海外开拓殖民公司。
3.思想控制，除医书和农书以外全烧毁（焚书这事统一六国前就有）。韩非子更在《五蟊》里直接把学习知识的人当成要消灭的蛀虫。
虽然商鞅李斯韩非子等人最后都悉数横死，但这三个坑人的政策流传了下来（或者变相流传了下来）。最后中国没有衍生出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也是理所当然了。
二.说一句打击题主的话，工业革命前中国人均就比欧洲穷多了，理由很简单，以意大利为例，人家没有重农抑商，分工和规模效应更明显，加上人口密度也不高，财富水平吊打同期的中国。
2022 年末我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 85 万人，为 61 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对我国有哪些影响？
我以前分析股票的时候就说了。2022年为什么要买运营商不要白酒？白酒是典型的老一代中老年人消费品，这批人的消费能力是先于总人口数据恶化的，日本数据看的很清楚，酒类消费随着老龄化是断崖下降。而电信运营商的业绩是人口的滞后指标，普通人大多都是15岁以后才有手机的，而1950以前出生的人大多都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因此死亡人口里，手机用户数量仍然比较小，而新增加的年轻通信人口还都是00后这波，等到2015年之后这波人用手机还要至少七八年，最早通信人口的拐点也要在2030年出现。而人口周期往下，所有依托总量的行业都要完犊子，消费科技金融所有顺周期行业都要死，甚至养老行业也要死，因为养老行业也是要有资本积累的，甚至连日本这种发达国家，都没有出来养老产业巨头（日本的养老金也很严峻），以我们的养老金积累，我不说你也懂。而日本经验还告诉我们，养老要靠海外资产，日元要不是每年相当于总进口额四分之一的海外投资收入汇入，早20年汇率就崩了，而某国因为外汇管制，民间几乎没有海外资产持有。嗯，我说得很明白了吧
作者：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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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末我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 85 万人，为 61 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对我国有哪些影响？
作者：王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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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正式进入中年。
虽然大家已经把这个话题聊了四五年，但正式官宣时，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有点当年川皇胜选的感觉。
人口衰退的坏处，我觉得真是聊烂了：
一，适龄劳动人口萎缩，单纯靠规模的生产收益下降；
二，纯数量的消费市场下降；
三，投资收益率下降，资产配置的保守化。对创新投资的减弱和食租经济的强化；
四，储蓄率开始转低（赚钱越来越少花钱越来越多），金融稳定性降低；
五，与人口指标挂钩的大量资产转入看空（尤其是土地），泡沫破裂压力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走高；
六，社保开支明显走高，挤压部分产业的国家投资；
七，空置资产（特别是无人使用的基建）的债务压力显露，留在账本上的“僵尸”资产增多；
八，区域不平衡会快速深化，为了抢有限的增量，“东京模式”会不自觉地流行，小城衰败会普遍化；
九，刚需压力下的社会福利设施建设开支。衰老就是生理功能的丧失过程，大量基建要做适老化改造；
十，社保、资产、福利等代际不平等造成的社会分化。随便就写了十个，打住吧（站在外贸和国际政治角度还能列一堆），不然就成了老龄化的负面清单了。
总之，存量环境是这样的。
人口是一个核心增量。只是“中国人能生”这个概念长期刻板入脑，由上到下都习惯了这个增量，不以为然。
直到这个增量终于消失，不少人终于反应过来：这好像是坏事啊。
虽然我的理想是上医治未病，但现实教育我，往往得等脓疮烂了，有些人才会去看医生。我国人口减少（而且是以远超正常工业化生育率下降幅度的减少），象征着存量环境的正式到来。
但我还是谨慎乐观。你们老觉得我悲观，但我真是谨慎乐观。那些前一秒入关后一秒药丸的才是真悲观。
谨慎乐观是因为：成本再难转嫁，改革压力正式成型。
我现在都记得几年前跑工业互联网，很多厂佬对我说的一句话：“人能做，就先不改了”。
就算我国劳动力成本已经远高于越南柬埔寨孟加拉，但人听话，不交社保不闹，不发加班费不闹，所以劳动效率还是高。当然不闹啦，背着房贷房租嘛，“你不做有的是人做”。
搞人就能搞出劳动效率，为什么要搞技术？
这只是个缩影，很多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为什么要费力搞真正的产业升级？带着高尖精的名义搞房地产呗，反正有新增人口来买；
为什么要费力从增加收入剩余的角度去搞内需？新生出来的娃就是新内需。
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其成本都摊到了看似永远会持续下去的新增人口上。于是任你骂万言，我不动一步。
现在这块增量没了，不想动也得动。
而且改革的方向非常清晰，先发工业国们都趟过。
一则生产力，二则分配。都是激发质量的提升。
生产力方面。
一是做真金白银的产业升级。不是外行领导内行那种、不是行政岗工资比业务岗还高的那种、不是不需要经受市场应用检验自己内部采买就能糊弄事的那种。国企经营、国有投资运营机制的大改。“占领国计民生等战略产业”这面大旗，不能成为低效空转的遮羞布。
二是治理机制的改革。“最
多跑一次”，很好，能不能深化到“法律规定最多跑一次”？
行政对市场的权力，说白了是大是小您说了算。但能不能把这种权力规范化？把一纸文件对产业的不确定性影响降到最低？
以法治来降低行政对社会经营成本的隐形抬升。让从商到民都相信：纸面上的流程就是现实里的流程。压缩潜规则的空间。
别的不说。如果有个透明公正的A股，股民都能买出个庞大的养老金投资市场，起码二十年内不需要担心社保问题。
分配方面：在数量停滞的大环境里，想要更多消费和投资不？
你得让人有剩余去消费和投资啊。
公共服务均质化，降低生活成本，特别是没有隐形门槛的廉租房；增加城乡养老金、实现普遍失业金，让多数人能用政府的钱买得起顿顿方便面。
不要把社保单纯看成成本，而是看成一种转移支付的手段，支付到每个人。
再加上劳动保护。已经产能过剩了，996就是挤压岗位、制造失业、降低总消费。
用行政强制力让人少上点班，少赚的用社保补。剩余时间才是最大的消费资本。
总之，多则贱，少则贵。
过去人多，贵物贱人；如今人开始变少，就应当转入贵人贱物。
政府主导有效产业投资+市场机制改革+福利社会刺激消费，都是这么趟过来的。
现在咱就中年期，离深度老龄化还有个十来年，这正是转型的窗口期。
不要再把民众视为生产之民、奉献之民，向他们索取；而是视为消费之民、流通之民，向他们给予。
反正我国文化上不接纳大规模移民，规模上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填这个缺口（起码得兼并半个东南亚）。
此事无他路可寻，只看这十年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