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烂尾楼问题，跟美国的次贷危机有什么区别？
共通点：
1.抵押物：房子
2.底层underlying：由买房人债务提供的现金流。
3.债务人违约
不同点：
米国：银行把债权打包成MBS卖出去了，不在自身资产负债表内，因此单个债务人违约对银行没有影响，影响的是MBS的持有人。但要命的是大量衍生品的底层是MBS(CDO和CDS)，出现系统性违约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难免受冲击,因为他们的资产里有不少CDO多头和CDS空头。
中国：大部分债权由银行直接持有，头寸留在资产负债表里(这意味着要受巴塞尔协议3管制)，MBS较少。因此倒不会搞出08年的大乱子来。
最后的损失可能是千亿规模，考虑到中国银行业一年利润过万亿，倒也不是抗不起。
为什么开征房产税的压力会如此之大？
作者：王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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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我还是那个观点：小收没用，大收不敢。
重温一下19年央行的报告：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0%；
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
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
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
户均拥有住房1.5套。
至少九成的城镇家庭是“有房家庭”，这是个基本事实。
如果你小收，税基定得很小，那意义不大。
上海早就收了房产税，去年是221亿元；而去年上海的土地出让收入是3323亿元。
更不要提上海去年1.87万亿元的总税收收入。
上海也就收个两百亿，其他各地每年收个几亿几十亿，怎么填土地财政的缺？
唐山去年的土地出让收入是210亿元，这还比20年环比跌了50%。
你就算让唐山收房产税，就算只要求收去年卖地收入的十分之一。20亿，唐山也收不上来。
如果你大收，税基定得很宽，豁免标准降低，人人（起码过五成城镇家庭）都有机会为国家做贡献。
那这画面太刺激了。
很多人聊宽税基的税种，喜欢聊“收多少才不会疼”、“什么区间合理”等等，我觉得没啥意义。
多数人有份的税种，躲不开骂娘。聊人人都得直接交的税，核心在于征收能力。
因为不管你怎么调标准，你是宽税基，你要解决大的财政缺口，因此最终多数人都得交。
而我国这个体量，加上土地财政缺口之大，无论什么标准，都会激起以百万为计算单位的不爽。
我怕税务那边编制不够用。
凭什么我房子估这个价？我觉得不值，为什么不能调低？
第二套房就要多收？第二套房是买给我家小孩结婚的，六个钱包都掏空了你还来要？
在评估是否符合征收范围、和征收多少这俩阶段，已经可以全武行了。
但最麻烦的是不交：我失业了，我老赖，我就是不想交，我真没钱但是现在卖不出去，我还有别的地方急着用钱，等等等等。
你在大收，这是个宽税基税种，现在他们在抗税，你要不要强制执行？
你不上强制力，这税种就废了；
你上强制力，胖友你以为强制力是无穷的？
别忘了这税特娘的是每年来一次。不要多，每个城市每年来5000户躺下的，地方强制力就不用干别的了。
我国城镇居民去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74万元，每月4000；中位数在4.35万元，每月3600。
去年全国的人均工资性收入是19629元，每月1635。我照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估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月工资性收入应该是2200元左右。
你打算收多少？
唐山城镇居民496万人，照户均2.55人估算，差不多是195万户。
如果搞人人有份的房产税，我就当唐山有150万户符合征收标准。那唐山去年卖地收入的十分之一，20亿，每户平均也要交个1300元。
你觉得这150万户会是什么反应？
别说用房产税替代卖地收入，就是补卖地收入的20%，大地也颤动。
以前我觉得房产税是算账问题，后来我发现这不止是算账，还是想不想过的问题。
这是个直接税，“我家真有一头牛”，而且一刀割在了普通家庭最核心的资产上。
只听过呼喊“内谁来了不纳粮”，没听过“总兵大人我再交一点”。
搞窄税基象征性收点，真正的亏空靠抄些大户来补，再拉高间接的、隐形的税种。这个我信；
搞宽税基，全民直接再收一道，我不信。
闲得无聊给自己一脚地板油？
不过我还真挺想看看这画面。
纳税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上与下最真实的关系。一切词藻和花里胡哨的口号，都会被税扒皮，一层不剩。
如何看待银保监会回应「停贷」事件，称会积极做好「保交楼」金融服务？
作者：王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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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个谁来买单的问题。克而瑞对去年的不完全统计：24个重点监控的大城市，未交付的问题项目总面积是2468万平米，占去年商品住宅成交总面积的10%，总套数的9%。郑州、长沙、重庆、武汉的未交付问题项目均超200万平米，涉及套数均超2万。换言之：全国高风险和已烂尾业主，起码有20万户。去年一手房按揭贷款是3.2万亿元，前年是3万亿元。住宅开发周期一般两年。如果按未交付问题项目的数据，那踩进高风险项目里的个人房贷大概在5000亿元到6000亿元之间。这钱对银行整体而言不算太大，到21年，我国个人住房贷款总额是35万亿元。从高风险、到实质性烂尾、再到集体停贷，路径还是很长的。照14号16家银行的披露，现在集体停贷的不良贷款规模较小，在1200万到6.6亿元之间，可控。既然捅破天也就五六千亿，眼下才几十亿，那就控呗？击鼓传花想要继续玩下去，核心是让人觉得音乐没有停。烂尾楼业主在这场游戏里算最卑微的，最应该救。他们没有主张“rnm退钱”，他们要的是钢筋混凝土，哪怕这玩意在北上广深的成本也就3000元一平左右。说白了：这套房以后跌成金圆券也顾不得了。钱我不要了，二十年贷款我背，你把房子给我，一家老小等着住呢。这种明知交易资产有巨大贬值风险、还愿意履约交割的交易者，华尔街看了都要垂泪。如果连这种交易者的履约要求都无法保障，持币观望的购房者会产生严重动摇。别忘了还有小三万亿的正常房贷，正常买房正常交付正常还贷。现在有直接违约风险的可能就几十亿，旁边围观的小三万亿，吓一吓可能就跑了几千亿。但银保监会说的是：一，千方百计推动“保交楼”（废话）；二，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再借一笔）；三，加强与客户沟通（废话）；四，有效满足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大借）。银行的立场其实表达得很清楚：我只管钱，你们现在有人跑路了，我可以酌情以更低门槛和更低成本借钱。但我不会填坑。压力来到地方这边。从朴素情感的角度：业主已经交了购房款，这笔钱里40%是进政府口袋的，还是地方拿大头。你从已经落袋的钱里掏一半左右出来，就够完工的啦。除了外宾都该明白：极难。开发商你不用指望，本身就是高负债，钱大概率进了下一个楼盘，也是死结。现在每一方都在复读“保交楼”这个口号，但每一方都不提钱。跟键政似的，下大棋不谈钱，伤感情。银行这边稍稍有点让步：我还是可以继续借的。问题是谁来成为借款主体？借了钱后去完工、去销售、去运营？这只能是地方去找。一是地方给信用背书：你是来解决问题的，我不搞你；二是地方给优惠：你解决这个问题，城南那块地，我送你。但又有个问题：很多地方已经这么干了。审批和资质开绿灯，优惠政策打包。这个套路支撑了后棚改时代的不少三四五线城市。现在一是很难开出更好的条件，二是大环境不行：
国资房企已经统治了房地产行业，没有胆子大的民企来陪你玩了。
而小地方喊不动国资房企，级别不够。
如果官家大三角（地方、国资房企、银行）都不肯下场，那烂尾楼业主还是被晾在了一边。
如何看待央视白岩松主持的节目话题：「如何让消费，像天气一样热」？作为普通人如何响应国家号召去消费？
作者：王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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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越来越坦诚了，直接讨论起新增存款来了。前几天翻中金的研报，提到“22年一季度居民储蓄率仍较疫情前高3个百分点”；报告认定这是“超额储蓄”，不该存这么多。报告指出：照去年的数据，储蓄率每下降1%，消费增速就增长1.5%。所以下半年的重点是刺激居民“释放”这些“超额储蓄”。这话其实没错，但就是怪怪的。我国人民非常热衷于存钱。07年我国住户储蓄率是36.2%，米国是3.3%，真就可着花；08年次贷危机把米国砸了一波，储蓄率上升到14.5%，依然远远落后于我国的38.3%。今年4月米国居民储蓄率应该是5.4%，我国应该还是在45%左右。中美储蓄率统计口径有差别，参照《中美可比国民储蓄率的真实差距及演变趋势分析》一文，我再扣掉12%（往最大了算），那中美之间的储蓄率差距也有近30%。我国是当之无愧的高储蓄率国家。关于高储蓄率的解释有很多，但在我看来，归根结底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存钱为了什么？为了买房、医疗、养老、教育。除了买房，剩下的其实都是社会保障体系没兜住。咱不是说追求欧日那种兜，一项项看：医疗我认为算兜得不错的（真的）。如果能把一些低药效的中成药拿走、降低老干部对病床的长期占用，就更好了；养老很难说兜住，特别是那五个亿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个月一两百真不够；教育没怎么兜。前期是市场化抬价，后期整顿后，教育供给却没跟上来。可能只能等低生育率反向拉回。总体而言，高储蓄这项传统美德有很多被逼无奈的成分。（严格来说，买房也是储蓄的一种。因为我国长期存款产品相当稀缺，很多普通人把买房当作一种避险储蓄手段。于是又变相加重了资产泡沫）20年4月，米国个人储蓄率冲到33%；去年3月，又冲到27%。很遗憾，不是咱这的传统美德，是一边政府发钱刺激需求面，一边疫情管控导致供给下降。再叠上观望情绪，米国人居然存钱了。但没坚持多久，今年上半年米国人还是嗷嗷花了。咱这的普通人很多事不能指望：零元购没那个胆，失业金看不见。江苏省人口8500万人，去年给85万人发了失业补助金，我不是很信江苏省去年的新增失业人口只占1%。而且总计26亿元，合着领钱的每人也就3000元，一年。说到底，“只能靠自己”的社会现实倒逼高储蓄，疫情叠加经济衰退只会加重这个情绪。现在想让“消费像天气一样热”，好，改变这个“只能靠自己”？我觉得我都不用展开，咱这不是福利型社会，不要多想。政府即使愿意加高杠杆，多出来的钱也是花在投资上，要么扩张基建类的资产，要么扩张产能。投入到社保体系里，太妄想了。能保持现在的财政补贴就已经是大功德。但如果你不愿养吃泡面的懒人阿宅，那结果就是人人自卷，天然消费保守化。整个社会情绪高度敏感。即使有真实的新风口，恢复消费和投资热情的速度也要滞后；何况现在是内外大环境停滞。所以根本上不会变化。19年社零增速是8%，我估计今年大概就4%左右。但保不齐会逼你花钱…那就是不大好看的另外一码事了。
为什么有些老板明明很聪明能干，公司一开始的发展也特别快，但等扩张到 100 人左右还是会陷入瓶颈期？
作者：王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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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因为普通人的直接管理能力有极限。军队是最实证的管理科学：军队最小编制是一个班，9到15人；班在战斗时会有分为两组的预案，正副班长各领一个小组。所以4到7人，就是一个普通人最适合直接管理的团队规模。很多公司都符合这个逻辑：开搞时老大拉着四五个兄弟；——这时候是一支比班还小的战斗小组，基本没破事；跑顺了后开始招人，四五个兄弟各自拉上三四个；——这时候公司一般十几二十人，只有老大/弟兄/小弟三层。还在常规容量内，沟通效率正常；业务做大了，四五个兄弟的都各自直接管着四五个人；小弟也开始分出去，再单独管一组；——这时候直接管理容量其实已经溢出了。公司规模到100人时，往往有超过一半的员工不在核心管理层的直管范围。核心管理层无非是老大的几个兄弟，他们刚从“直接被管理者”转向“管理者”。能管好手上那四五个人就不错了，一般还做不到引导这四五个人去带好下面的人。而这四五个人又往往是新晋小弟，自己处理业务的能力可能害行，带团队没经验。整个团队规模超出了普通人直接管理的容量。这时候就该引进点企业管理规范，把当年的一个班，改造成一个连的骨干。但100人规模的企业很尴尬，人数不上不下。比100人少的，不用怎么改，老板和那几个兄弟和员工多混混，也能维持；比100人多很多的，可以大改，直接抄大企业的部门制和专门岗位。就100人左右的，烦。如果走特别细化，感觉不值，因为很多岗位还要交叉复用；简单分成管理层/中层/基层三层，管理层又担心。毕竟不是军队那种高度服从，怕新招的中层偷学业务带着整支小组跑路。所以管理层还是得多管一些，有时候得和新中层抢人抢业务。就杠上了。在这种公司上班的胖友，应该能感受到一种明显的效率差：老大那几个兄弟，多半还是能打的，各自有一组人负责一块核心业务。还有一票新中层，他们不是老大的原班人马，主要负责新项目拓展和试错。名义上老大兄弟是高管，但他们又直接负责一线业务。所以跑内部流程拿资源他们占优，又是稳定老业务，经常能摸鱼；但这些项目的增长空间可能有限。新中层的新项目必须做，但预算和人力都抢不过原班人马，只能卷自己手上那三五个人。所以即使知道是未来方向，产出也一般。坦白说，年轻小胖友进哪边都有难处：跟原班人马容易养废，只养出溜须拍马的能力；跟新中层容易被白嫖，部门老大地位不牢。其实这种小中型企业最适合数字化转型。各部门直接把各环节的细分成本摊开，算清楚老业务需要的预算人力，尽可能匀给孵化方向。原班人马该躺躺，根据数据来管理新中层，转入绩效和期权之类的考核。守住财权和人事权就够了，业务大家都看数字来聊，非命门业务尽可能放下去。只是国内这种企业一般还在草莽期，不信数字更信人，所以多数还会这么僵下去。
闲聊公号：王子君的碎碎念。
70 城房价数据显示唐山等 34 城跌回两年前，郑州跌回 5 年前，深圳涨幅居前，未来房价走势会如何？
谢邀。
跑得比熊快就行。
菲律宾算都知道的穷国，我记得菲大学生月薪折人民币2000元出头，菲普通人500元到700元。
整个国家以海外做佣和call center闻名，富不到哪去。
那马尼拉的房价一定很便宜吧？
作者：王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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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不。这套52平米的公寓，折人民币也得小150万元。马尼拉的马卡提、帕赛那稍微不错点的房子（就是正经住人的，不是贫民窟）都2万元一平以上，好点的地段冲3万。能和咱这的“新一线”拼一拼。其实马尼拉有这个房价也不难理解：全国就这算个有活力有产业的大城市。虽然也有政客暗杀和抢劫，但毕竟比被世家大族控制的地方好得多。世家大族来马尼拉上洛（例如杜特尔特），彼此之间还能形成平衡；加上要搞国际旅游，给外国人安全感，马尼拉不少区还是挺现代化的。要么你在马尼拉做廉价燃料，一家六七口人拼四十年买个小condo；要么你回老家给三百年大地主种田去。这房价不就稳了么。所以也不怪菲大学生毕业出国做佣人，这条路算捷径了。黑眼豆豆的Apl是菲律宾人，一赚钱就把老妈从板邦牙省搬到马尼拉。人口和投资被动流入核心城市。所以有时候我在想：部分二线城市的话事人，是不是在盼着三四线早点爆雷？因为一线（北上广深）的底子摆在那，是全国人口和投资的主要流向目标。因此这片的资产价格会波动，但很难暴跌。你看东京，真暴跌了也能涨回去（就是得等三十年）。而二线（包括所谓的“新一线”）说不清楚。能来二线混的投资和人口，大部分也能去一线。他们之所以还托着二线的盘，是因为二线的成本和收益相对一线更优。在杭州成都武汉混的985211胖友应该能理解。但我国很多二线是政府拉起来的，政府主导的重投资在前，民资外资跟着政策优惠在后。看土地财政依赖度，除了广州这个不要脸的，北上深都是50%往下。而一堆二线都在100%，例如郑州。本地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够强，土地财政是大头，核心在政府政策，而且总量还贼大。所以从风险角度看，二线比三四线更紧张，因为本地的钱和人都能走，摊子大又不能摆烂。所以如果一线门槛不放太低，三四线先爆雷，二线反而能稳一稳。我隐约感觉这是现在市场和政策都在拱的方向。今年前五个月，百强房企84%的投资额集中在22个重点城市。北上广深4个；南京、苏州、杭州、厦门、福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青岛、济南、合肥、长沙、沈阳、宁波、长春、天津、无锡这18个。除去这22城，剩下的三四线城市加总也就16%。三四线城市一直是我国土地成交面积的大头，17年到21年的全国占比一直在75%以上。20年前都是增长，18年增速22%，但去年下跌了21%，成交金额也下跌了14%。今年上半年，前30的房企70%以上拿地在22城，很多房企已经停止了三四线的拿地。而国资房企是房地产的主力。如果这个趋势贯穿全年，那三四线就是被扔下车喂熊了。保二线才是政策的真实动机。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诚哉斯言。只是有时候不禁会想：三四线大规模人口和投资流出后，县级城镇化要怎么搞？农村一直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代价，那，把县城改造成“新农村”？闲聊公号：王子君的碎碎念。
乌克兰面临着国土分裂，人民流离失所的地步，分析一下乌克兰做错了哪些事？
作者：王大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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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时候格鲁吉亚反俄领导人萨卡什维利上台，积极谋求加入北约，奉行亲美疏俄的政策，打击亲俄的反对派人士，与俄罗斯关系更为紧张。2006年俄罗斯制裁格鲁吉亚禁止进口格鲁吉亚的葡萄酒、香槟、白兰地、波尔若米矿泉水等。同时断供输往格鲁吉亚的天然气，而当时格鲁吉亚的水电并不像现在这样发达，那时候格鲁吉亚的能源很紧张。格鲁吉亚本身是一个农业国，葡萄酒是格鲁吉亚的核心支柱产业，而当时格鲁吉亚的葡萄酒百分之80是出口到俄罗斯。断气+停止进口格鲁吉亚的出口拳头产品直接重创格鲁吉亚经济。08年8月出兵攻打南奥塞梯。而南奥赛梯地区和阿布哈兹地区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团历史烂账， 90年苏联解体前的时候格鲁吉亚就谋求独立退出苏联，而南奥塞梯地区则拒绝并宣布自己终于苏联莫斯科中央，格鲁吉亚国会宣布取消南奥塞梯的自治地位，而后爆发武力冲突，造成当地1000多号人死亡，十万人南奥塞梯人逃亡北奥赛梯，92年，南奥塞梯举行全民公投，绝大多数南奥塞梯居民支持独立。 之后达成停火协议，组成俄罗斯-格鲁吉亚-奥塞梯混合维和部队，并且欧安组织也派了一个团过去一起维和。南奥赛梯主要由奥赛梯人构成，07年的时候人口差不多有7万多， 而北奥赛梯属于俄罗斯也由奥赛梯人构成差不多有70万左右，所以南奥赛梯亲俄就不难理解了。08年格鲁吉亚方面主动出兵进攻南奥塞梯，炮击南奥塞梯首府和俄罗斯维和部队营区。俄罗斯开始反击暴揍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要求美国和北约介入派兵进入格鲁吉亚，但是北约怂了没有帮衬格鲁吉亚，嘴炮了事。萨卡什维利卸任格鲁吉亚总统后逃亡到乌克兰，被波罗申科任命为敖德萨州州长继续他的反俄大业。21年10月萨卡什维利从乌克兰回格鲁吉亚被格鲁吉亚警方逮捕投入监狱。波罗申科原先应该算是乌克兰首任反俄总统尤先科的马仔，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在台上的时候波罗申科一直在资助反对派搞事。2013年的时候俄罗斯针对性的制裁了波罗申科的核心产业如胜糖果，俄罗斯禁止进口如胜糖果的产品，而当时如胜糖果百分40的营收来自于俄罗斯市场。再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既然和俄罗斯原本是阋墙分家兄弟，现在是邻居，原来兄弟不做了，好好的做邻居也成。但是都是想加入一个要搞死俄罗斯的组织里去和俄罗斯做敌人，你看立陶宛不是嚣张得活蹦乱跳的。所以俄罗斯就先下手为强暴打格鲁吉亚和乌克兰。
29 省公布 2021 年出生人口，安徽 4 年下降 47.6%，多省份创数十年新低，受哪些因素影响？
29 省公布 2021 年出生人口，安徽 4 年下降 47.6%，多省份创数十年新低，受哪些因素影响？
作者：王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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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不就是生育率塌方嘛。破乎这事都聊了几年了，现在数据越来越贴合预期，开香槟。我依稀记得，几年前苗头不对时（17年新生人口还有1723万人），当时大家的信心害挺足。我那时也不那么悲观：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把幼儿园和中小学多开一些，把教育市场化刹一下车，估计能稳住。因为当代年轻父母生育的大门槛无非两个：一是没钱，上个私立幼儿园一个月就得好几千；二是没时间。做父母的都在996，要么折腾老人，要么花钱请保姆，要么孩子妈辞职。如果能在打击教育市场化的同时，快速新建一大批廉价的公立幼儿园和中小学，我觉得生育率不至于大跌。你没有能力改变996，那至少大幅增加孩子的在园在校时间，也能反向减轻年轻负面的生育压力。结果教育市场化是打击了，廉价的公立教育资源依然没有增加。北上广深的“菜小”（本地人眼里的垃圾民办，外来务工子弟居多）都在收缩。上海曾是农民工子弟小学的一块试验田，十年前大概有个170家，现在不到50家；北京11年清了24家1.4万名外地学生，之后纳入监管。在咱这，一纳入监管就玄。不监管，主要办学经费来自于捐款，政府按人头补点。办学质量垃圾，但是起码有书读。一监管，先甭管经费从哪来，首先得有资质；要有资质就要“展现办学实力”，于是就得跑投资。一拿投资的钱，学校就要赚钱，农民工子弟就读不起。整个民办体系基本都这毛病，越管越贵。托儿所幼儿园这种对校方要求较高的，直接起飞。你打击教育市场化，能理解。但大伙的想法是：打击完了，你自己上。以后大伙的孩子就托给政府管，爹妈专心上班，牛马也认了。结果光打击不建设。还让市场化的资本以民办身份去做最苦最累的业务，自己拿“资质”来遥控。既不市场也不计划。这种鸡贼心态不止是一个幼儿园。管控教培，但多数孩子还得靠高考搏个出身，那就增加学生在校时间吧？不，减少学生在校时间是减负考核的重要指标。上学不能早于八点，放学最好在六点前。教培又被干掉了，于是996的父母不得不再掏钱给孩子找个地方。很多父母其实不在乎孩子课外辅导能学到什么。关键是有人能代管，减轻自己的压力，不让孩子在视线范围外学坏或出事。又是一笔钱。所以不用聊中考分流、各地高考分数线、大学生结构性失业、子女婚姻成本这些遥远的事情。一个幼儿园就能看出真心。说白了：上面估计真不急，可能还以为靠A4雕花就能把生育率拉回来。上面不掏真金白银，下面就不生，群众很诚实的。至于眼下低生育率的影响，那就是2040s和2050s这二十年。如果没有技术突围，那这二十年大概率是个缓速迟滞。因为生育高峰期的80后90后还活着，叠加下来，估计是30%以上的60岁人口和25%左右的65岁人口，超深度老龄化。基本上一个20后打工人就得供养一个70后。这种压力极大的代际供养估计要持续三十年。不知道今天的鸡血还能不能打到二十年后的年轻人身上？反正也就二十年，我们多数人都能看到，诸公静观之。然后再来回头看这几年的“促生育”政策，一定感慨万千。
为什么张维为教授2020时挺受人尊敬，现在2022就骂声一片了？
作者：王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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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因为普惠式的增长结束了。（我怎么记得我一年前写过…）18年算最后一波棚改，19年GDP增速降到6%，开始强调区域不平衡；20年来疫情，中小微企业在疫情冲击下至今未恢复。头部垄断企业趁势扩张形成K型复苏，独占了21年的防疫红利。但垄断企业在今年也收缩。去年字节阿里都号称史上最大校招规模，今年在观望情绪下集体裁员。我们以分化的形式彻底走进了一个存量时代。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属于普惠式增长，这种增长主要体现在房产价格和就业机会上。你在大城市有套房？恭喜；你在小城市有套房且碰上了货币化棚改？恭喜。天坑专业可以去外企混朝九晚五，去民企搞钱，去国企退休；文科生可以去转销售。反正都缺人。每年8%到10%的增速，毕业大学生五六百万，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从10年的4.82万亿冲到19年的13.22万亿。不敢说所有人都发财，但多数人确实在上升通道。这个时候讲个大概念，然后赢，没毛病。你二本毕业，投十份简历有五份回，当时大厂不看专业本科开一万；你哥是个体制小科员，12年北京公务员平均工资终于达到社平水平，你哥开始自信；你叔国企上班，14年国企改革后能看到绩效奖金了；你家房子从20万涨到80万。这时候你看到张维为在电视里赢，你的心态很自然，因为你确实在赢。你在赢，多数人在赢，遥远的口号就能产生真切的共鸣：明天会更好。但经过这两年的现实教育，很多人应该反应过来了：我好像没有赢。20年出不了门，我国奢侈品牌的线上销售增速是88%，141亿美刀；去年能出门了，增速降到75%，247亿美刀。去年豪车销售量普遍翻番：玛莎拉蒂卖了7142辆，增长49.1%；阿斯顿马丁893辆，增长107.2%；法拉利702辆，增长137.2%；劳斯莱斯1614辆，增长40.6%。宾利只卖了3830辆，增长20%，看来确实不该堵劳斯莱斯。怎么肥事捏？张维为变成了维维豆奶，不是他说的内容有大毛病。很多东西没法说，胡编都届不出来，就别指望他了。所以他弯弯绕是很正常的，毕竟这就是档中式脱口秀。而且张维为确实有些料。meritocracy和democracy和对照表述就很有意思，批判米国新自由主义的伪自由本质也靠谱，文明型国家的角度很有参考价值。只是版本变了。普惠式增长停滞，存量环境下的分化增长，就意味着必然有不少人不仅无法获得增长红利，甚至可能要成为纯代价。天坑老哥和刚需接盘，他们背后是工程师红利和个人优质房贷红利，他们自己是吃不到的。不再是水涨船高，而是一个个水密隔舱：有的舱里水淹脖子一口气，有的舱里可以开party。所以不是不能赢，能赢。而且确实就算今年这个鸟样，我觉得一些细分3C在抢全球市场上依然赢得很猛。问题是，你要加前缀。不是“我们赢了”，而是“这个行业这个阶段的投资人赢了”、“持有这块资源开采权的主体赢了”、“某地的产业投资基金赢了”。很多人不在“赢了”的核心区，他们是旁观者和捡面包屑的人。你冲他们高喊“赢”，人家很烦的。所以就“欢乐开怀”了。我个人觉得这不是张维为的问题（至少不必把大锅甩他头上），这就是个现代化伴生问题。资产所有权不可犯；原始积累难清算；资产收益必然碾压劳动收益。最后就是分化。分化的结果是宏大叙事降格，从共荣到共危。以前你好我好大家好，我们一起鼓掌；现在你好我未必好，掌声刺耳。但我更怕你乱来，因为多数人资产少权力小，抗风险能力差。你好我未必好，你不好，你瞎搞，把我带到不好我就真不好了。所以能看到公众情绪上这两年对成就的共鸣在降低，但对内外风险的敏感度在走高。这其实是个体把自己脆弱的资产对风险的厌恶，投射到了公共话题上。张维为还好啦，你看隔壁胡编都被各方夹成什么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