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门的卡夫卡文章合集 Part2
蚂蚁的野心，妄想让谁来买单？
就在美国选战如火如荼的时刻，我们也迎来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反弹热潮。市场反弹当然是因为外部环境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预计中的抽水机——蚂蚁科技IPO并没有发生，因而极大地利好了我国股市。顺着股市的反弹，蚂蚁的监管约谈、暂缓上市，笔者今天来谈一谈它的宕机。
从上市的过程来看，蚂蚁集团在发行时确实开了特权卡，走了加急通道。发行上市的过程是这样的：立项、发行的文件材料准备、券商审核、保荐机构推荐、发审会审查过会、发行准备、发行实施、上市流通。一般来说，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流程，而蚂蚁集团递交材料到审批过会，用时仅25天，可以看出，至少在证券市场的监管层来说，对蚂蚁集团做到了“特事特办”，一路绿灯。
然而随后，蚂蚁集团随即遭到了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管局等四家机构的联合约谈，随后被暂缓上市，这可以说是顶格监管了。
那么，为什么监管层对蚂蚁集团的IPO，先是一路放行、随后又组合拳齐上，一顿打得妈妈都不认识了？
金融监管的逻辑
正本清源，讨论一个客体时，我们先厘清一下概念。所谓的监管层，一般指的是金融监管当局，在我国，指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这三家机构。这三家机构形成了从货币的发行、派生再到流转、使用、乃至回笼的整个过程。金融监管，就是要通过对资金和信贷的变化过程的监督与管理指导，降低宏观经济风险。
因此，监管层的态度变化，首先与蚂蚁集团的宏观风险是密不可分的。
近期流传着一种据说是重庆市黄前市长的著作中的说法，称“蚂蚁小贷是从38亿起家，通过ABS将之放大到了三千多亿，拉了一百倍的杠杆，风险极大”。这一说法笔者未考证，但笔者这里也有一个数据，2017年蚂蚁一共发行了多少ABS业务呢？借呗1071.1亿，花呗1061亿。从这个数据的角度来看，一百倍杠杆即便不完全真实，也相去不远。
那么ABS业务是什么？ABS是英文Asset Backed Securitization的缩写，意思是基于资产的证券化。在蚂蚁集团这里，就是蚂蚁将钱贷出去后，将借条拿到证券市场上抵押，变成标准化证券，从市场上重新融到（借入）资金，而后再度返场，往复循环。而我国现行的资本管理规定，并没有规定ABS业务能做多少遍，所以理论上蚂蚁就可以通过38亿的启动资金，通过期限的错配，在一定时间后把借贷规模做的极大。
这样的规模，自然是有风险的，让笔者想起了美国银行业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的CDS业务。CDS业务，即Credit Default Swap，中文叫信用违约掉期，本质是一种保险。它是这样操作的，银行向信用欠佳的人贷款，这种贷款叫次级贷款（相对于优级贷款而言），然后为了对冲风险，把这种业务打包购买CDS，CDS的提供方需要在贷款者未能按时还款时替贷款者还款，所以本质上CDS业务就是收费担保。
那么，看起来CDS是降低风险的，可是2008年为什么发生金融危机呢？因为本来银行等金融机构向信用不良的人贷款，就应该是审慎的，然而在CDS的担保之下，银行业的行为有人托底，于是为了利润增长起见，不管能不能贷款，都给贷款，一旦遇到经济形势变化，信用不良的人（这部分人通常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现金流，更谈不上储蓄，以打零工为生）就会集体还不上贷款，这就是风险来源。
在传统社会里，作为借款的担保人的，应该是借方和贷方都熟悉、认可的一个人，这样的借款担保才是有意义的，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信息，信息的对称性。但是，在这种新的业务里，金融业掌握贷款者信息而CDS产品的投资者不掌握贷款者信息。
所以实际上2008年金融海啸起因是，银行业为了对冲风险，发明了CDS业务，将贷款的坏账风险对冲给了金融市场，随后为了利润，将垃圾级业务包装成优质业务，卖给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承担了不对称的风险。原本的次级贷款者贷不到那么多钱，在CDS加持下，一条狗只要会签字，也能贷到款。债务规模像吹泡泡一样空前扩张，最终，导致了总体规模达到62万亿美元的金融堰塞湖。堰塞湖溃坝，金融海啸。
蚂蚁集团的ABS业务，实际上同样是利用不对称的信息结构，将风险转嫁给了市场。因为市场的投资者，并不清楚向蚂蚁集团借款的借款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信息只掌握在蚂蚁集团手中。市场投资者愿意向蚂蚁集团的ABS投资，是基于蚂蚁集团的一贯信用，实际上蚂蚁集团本身的资本金很少，一旦遇到经济不景气，借款人大规模违约还不上款，那么链条传递之下ABS市场上的投资人就会蒙受很大损失，进而传导到其他部门。特别是在花呗借呗大量借款的人，和美国的次级贷款者有类似状况，因而像蚂蚁集团这样毫无节制地发行ABS业务扩大小额信贷规模，将极大地加剧我国金融风险。
而至于约谈后暂缓其上市，是因为按照计划，蚂蚁集团IPO后所融到的资本，将补入其集团的经营资金，这意味着蚂蚁的小贷进一步加杠杆，是我们要极力防止的。
或许有人会说，蚂蚁借这个钱，总归是好事，给穷人提供了普惠。笔者想说，首先这是借钱，而且利息极高，未见得对穷人是好事。蚂蚁的小贷ABS规模，占全国消费贷ABS规模的95%，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本身是蚂蚁发展起来的。
我们都知道，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审批严格，免息周期长（最短为45天，最长为55天，而花呗为40天），对使用人的信用要求很高，这就形成了一种过滤。而网贷流行以后，频频出现的“匹凸匹”暴雷，实际上就是给不应该借钱的人借了钱，对一些自制力不够的人来说，鼓励消费、鼓吹消费主义然后再提供给他信贷工具，和过去娱乐场所卖摇头丸等毒品的人没什么区别。
当局的行为逻辑
上面，笔者阐述了从宏观经济风险层面为什么要对蚂蚁进行监管，可能又会有读者问，那为什么之前大赞马云、给蚂蚁集团一路特权一路绿灯，到了后面又组合拳齐上呢？
确实，监管机构的前后反差之大，令人咋舌。这里面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信息差。
笔者之前撰写过一文介绍我国的超大规模与结构，里面曾谈到信息不对称对我国政治结构与政权组织形式的影响。实际上，蚂蚁集团在经验扩大的过程中，就巧妙的利用了监管空间进行套利。
蚂蚁小贷，笔者也借过，合约签订方是重庆蚂蚁小贷公司。蚂蚁和阿里都是总部在杭州的公司，为什么小贷要放在重庆？因为经营小贷是需要金融牌照的，而长三角地区并没有批给他。
我国的国内市场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同市场，按理说，监管的标准应该是统一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各地区出于自身的情况不同，监管的尺度是有所区别的。但经营上，由于全国简政放权、审批缩短，在重庆注册的公司，自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营业。同样的例子还有影视业，前些年一窝蜂地注册“霍尔果斯XX”的影视公司，同样是在钻政策套利的空子。
同样，蚂蚁集团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混业经营机构，我国监管机构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蚂蚁的余额宝，属于货币基金业务，代卖的理财产品，多属于基金业务和保险业务。基金业务以及蚂蚁集团发行ABS，属于证监会监管范畴，而保险业务则属于银保监会的监管范畴，自从阿里系网商银行上线以来，其部分业务也属于银保监会监管，而蚂蚁集团的主要盈利范畴，小额贷款和电子支付业务则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监管。
发行ABS时，证监会方面只知道蚂蚁发行了上千亿，却并不了解其真实的自有资本，因为小贷公司是由央行系统管理的；贷款放贷时，银保监会知道钱贷出去了，但资金来源是ABS，银保监会也难以完全清楚，如此这般，通过信用风险的腾挪，蚂蚁集团掩藏了大量的风险一时之间难以为监管当局所察觉。而蚂蚁集团一直不公开其经营情况，一直到即将IPO时，招股书才将蚂蚁集团的完整经营情况予以反馈，当局此时才拿到了完整的信息。
另一方面，则是于蚂蚁集团本身对形势的误判，导致了其一系列决策上的失误。笔者在上一篇曾论述阿里系的经营价值取向是“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在情况允许下挣走最后一个铜板。问题是，这种极限操作搞多了，在不出问题的情况下自然利润比别人高得多，但风险同样很大。
近年来，因为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在经济增长总体趋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特别是招大商、大投资项目，作为重点工程来抓。在减量发展情况下，我们看到，全国的招商引资竞争趋于白热化，什么“投行合肥”、“经商环境天堂江浙”、“科创中心深圳”乃至“经商环境反面典型东北”等等话题，都是地域间政府竞争的产物。作为国内民营经济的龙头老大，所到之处尽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正省级干部等闲都不入马董法眼，自是也得一诨号“马总统”。
地方政府有求于蚂蚁集团的投资，而对于监管则倾向于“合法合规即可”。为了完成经济发展的目标，一些社会问题自然也就不暇细问，只要能落实投资，不违法，目的就达到了。同样，出于维护公共关系的便利，蚂蚁集团聘用了大量地政府辞职出来的人，许多处级、局级干部甚至是想攀“马爸爸”大腿而不得，这样的政府公共关系自然是无往而不利。而往来无白丁的情况，使得“马总统”对自身的话语权产生了误判，认为可以对政府、对市场提出更高的要价。
地方政府的问题，其实是在新形势下中央给地方职责加码的情况下，同样要求中央政府负起更大的责任。但在官僚制度下，同样也是容易出些岔子的。对于监管部门来说，需要考虑的第一要点，是本部门的绩效完成了没有，而不是蚂蚁集团是不是对社会有不良影响。在全社会关注营商环境的当下，蚂蚁集团自然是得到了特殊的优待。再借助多年布局的“人脉”，蚂蚁集团展现了其超强的实力——递交材料仅25天即过会核准。甚至在发行时，连社保基金也准备了70亿资金入股，这也被资本市场解读为最高层级的背书和认可。
那么，为什么又触发了监管当局的顶格监管呢？
我国政府的组织，是双线组成的。一个方面是基于官僚制逻辑的行政分工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按照规范进行行政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行为的上下级承包——发包关系，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充分授权、充分信任，下级党委对上级党委充分负责。这种非常态治理的组织，往往是通过“XXX领导小组/委员会”等非常设议事协调机构实现的。
在对蚂蚁集团的顶格监管，实际上起到作用的，并非是常设的一行两会，而是“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国务院分管领导负责的议事协调机构。在治理层面上，国务院分管金融的领导作为金融方面的最高领导，直接对党中央、国务院负责，承担完全责任。
因此，当蚂蚁集团的巨大风险敞口暴露在监管者的视野中，并且表现出超出以往的监管逻辑时，治理层次迅速上升，作为非常态治理机构的金融委应声启动，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而作为ZZ局介入的非常规治理的副产品，我们看到，不仅金融监管的一行两会，对蚂蚁的监管甚至协调了媒体、地方政府等其他方面的同步介入。可以说，这是我国“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运行臻于成熟的一个案例。
普惠金融和蚂蚁的未来
在这个档口上，同时公布的还有我国的十四五规划制定和2035远景目标的建议。我们看到，《建议》明确了在2035年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这是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之下的审慎决策。
美国社会为什么撕裂？恐怕是因为悬殊的贫富分化，已经让一个美国变成了互相不能理解的两个社会。极力防止贫富分化恶化，缩小贫富差距，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发展尤为需要重视的。
我们都知道，传统金融业有很强的“马太效应”，即资源向强者集中。我们之所以认定，蚂蚁集团只是披上了高科技外皮的高利贷公司，就是因为蚂蚁集团通过大额消费贷在疯狂吸吮城市中下阶层的血肉。真正的中产以上阶层，并不需要消费贷，他们本来就有信贷渠道。而城市中下阶层所需要的，也不是花呗大行其道之下的消费攀比，而是实实在在的普惠金融。
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的金融，是周转方便、手续费低、安全性高、操作便利。从这个角度来说，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以及即将推出的数字人民币，的确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利好。对于摆摊、零售型服务业乃至一些灰色地带的服务业者，电子支付技术让他们的血汗变得更安全，更便捷，以及支付宝和微信的零钱存取到货币基金里，积少成多之下，总比没有强。
同时，从2015年起，蚂蚁、阿里不断以惠农助农、扶贫消费等为名在线上做推广，固然很大程度上有做广告的成分，但也确实实实在在的为扶贫做了贡献。借助于电商平台，集成一体化的阿里系，从上线、盘点、物流、结算一体成型，傻瓜式操作，确实也让许多偏远山村受益。原来根本无人问津、或者卖不出去的山货、农产品，如今变成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法宝。甚至在口碑的集聚下，还产生了品牌效应。而这里面的，还是信息，是缩小了消费市场和原产地之间的信息差。
只是，这些信息属于阿里吗？可以让他们肆无忌惮的拿来搞金融谋利吗？从数据伦理的角度来说，信息数据应该归属于产生信息数据的人，而不是“意外”收集了信息数据的人。蚂蚁集团积累了海量的大数据，这些大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也只能用之于中国人民。
所以，蚂蚁若想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只能在是帮助社会发展普惠金融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还想变成它自我幻想的那种超级金融混业巨头、“终产者”，最终只能遭受福报。
想彻底遏制中国，美国还有比无限印钱更狠的办法
近期，川普政府针对TikTok连续出击，狠下杀手，甚至将目标范围已扩大到腾讯，可以想象，如果川皇认为有必要，那么甚至可以进一步扩大制裁范围。我们经常说，2020年川皇和新冠的组合，达成了一个显著的成果，那就是彻底的撕下来披在美国国体之上的道德外衣，让全世界或者至少是中国人民彻底认清了隐藏在那套温文和善、悲天悯人的说教理论之下的狼子野心。敌对者用事实的教育，要比我们自己的说教强一万倍。而微博上传播的一个段子，也更如实地描绘了什么叫“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当然，作为世界老大，能干出这么“明火执仗”的杀人越货而不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明媒正娶，本身就已经是漂亮国的失败了。不得不说，迷信“交易的艺术”的川皇，已经近乎歇斯底里，他本人已经占据了和平条件下“反华”态度的极端，如果比川皇还反，说不得就要脱离和平，出现更大的外交甚至军事摩擦。
据南华早报的消息，美军的双航母编队向南中国海移动后，我军迅速进行了一次DF-26的“真理”发言，而太平洋舰队的电子侦察机伪装民航客机进入南中国海的抵近侦察，也极大的引发了我军的动作，并最终导致了中美两国国防部长的“通电话”。以上种种，笔者意在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现今技术条件互相制衡的约束和两国国内国际局势下，事实上美中两方，主观上都是“不想打”“不愿打”的，军事摩擦乃至冲突的发生，可能性不是很大。
那么，美国就会坐视中国的发展吗？当然不会。今天，笔者想绕开川皇，谈谈就理性条件下，笔者所知的美国作为掌握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实际操作者所会采取的策略。
美元霸权的作用及缺陷
作为全世界的通用货币，美元享有的霸权自然是独一无二的。美国对世界的实际掌控，是通过美国控制大量国际组织、美军、美国文化和美元，政治、军事、文化和金融四位一体实现的。作为世界货币，能够通过滥用这一地位取得“铸币税”掠夺全世界，也早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美国通过美元的世界货币、无限法偿，控制着世界的资金流向，干预着各大经济组织和各跨国企业，并通过这一渠道间接影响着全世界的生产计划和消费规模。
就以制裁为例，美国对其他国家（包括历史上的我国）或经济实体进行制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禁止金融交易，也就是将涉事方踢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结算体系。由于国际金融结算，都需要借助于SWIFT或CHIPS等进行结算交易，如果被踢出这一体系，则无法进行跨国、跨区域、跨银行的交易结算，就意味着无法从正常渠道购买、采购物品。
国际交易的中心媒介是美元，根据美国的长臂管辖习惯传统，美国政府对此拥有近乎无限的管理权，这就是美国“想制裁谁就制裁谁”的底气来源。因为一旦被美国进行金融制裁，那么本国将丧失正常进行国际贸易的能力。
另一个方面，则是滥用铸币税的地位。自从西方经济学家发现菲利普斯曲线以后，因为菲利普斯曲线表明，从统计上说“当失业率较低时，通货膨胀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高时，通货膨胀率较低，甚至是负数”；因而现今主流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率有助于促进就业，保持经济稳定。而通货膨胀率又与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财政当局的财政政策息息相关。
自QE大法被发明以来，大量、天量的货币资金进入了经济循环体系，不断推高资产体系的泡沫。由于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的货币主要来源是外汇占款，也就是说是美元的发行并向中国发生结算，产生了人民币的发行，使得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果被大幅度转移到我国身上。（当然，承受这一命运的还有全世界）
然而，对于货币来说，马克思说“他是一般等价物”，是承担着经济活动体系内价值的度量。对于经济体系来说，依据产业链由低到高是一个利润逐级提升、逐次配套、上下互动的一个系统，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价格信号。由于美国过度使用美元的霸权地位，造成了美国货币泛滥，过多的货币拥挤在高端的金融业，并且产生了赢家通吃，金融业和为金融业服务的服务业逐渐将其他产业窒息，造成了产业空心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失业工人和衰落的锈带，敌人当然不是中国工人或者其他国家人民，而是华尔街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
美元霸权的战后嬗变历程
美国产业的空心化事实上从尼克松时期就已经有经济学家发现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日本经济的起飞，以及美国在全世界的战火烽烟中搅屎，美国由商品贸易的输出国变成输入国，由于当时黄金和美元的强制挂钩，美国为此损失了大量的黄金储备。在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就发现存在“特里芬两难”，即对于美国来说充当世界货币就意味着黄金储备的不断失血。1971年，尼克松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的硬挂钩，美元的发行彻底失去制约。
由于缺乏标的物（或者说货币发行准备），以美元为中心的西方经济体系陷入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之中，并且伴随长期的经济停滞，也即所谓的“滞胀”。此时，五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所发现的菲利普斯曲线就不灵了，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同时出现。究其根本，是因为货币体系出现了紊乱。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多了自然东西就贵了，就出现通货膨胀了。
最终的解决办法是，美国通过石油市场必须强制美元结算，实现了美元的顺利流通。产油国卖出石油，收获美元，再用美元购买商品，剩余部分投资到美国的资本市场；加工国和其他原材料生产国购买石油，付出美元，再生产商品卖出到国际市场，获得美元，多出的美元则投资到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在这个国际美元的大循环中，负责生产高级商品，“科学技术”、“金融媒介”和“公共秩序”，也即指导方向、印白条、收保护费。以现代工业的血液——石油为核心媒介的美元体系2.0，自然要比和黄金这种旧时代媒介挂钩的1.0体系，稳健得多。
然而，由于中国经济进步和产业发展的不断推进，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时，这一旧体系已经出现了空前的不平衡性。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称之为“全球储蓄过剩导致次贷危机”。
伯南克这一理论是说，本来金融市场是存在正常的风险评估和价格形成机制的，资金的价格（即贷款利率）和贷款人的风险直接挂钩，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不会产生这么多信用不佳的人可以贷款的这种现象。然而，由于全世界储蓄过剩，导致货币供给充沛、人为压低了利率并冲撞了风险评估和管控，导致大规模的失控的次级贷款，最终导致了金融海啸。这一假说直接指向的，就是创造了巨额外汇储备和天量世界美元储蓄的中国。
虽然竭力甩锅中国，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迟迟不能复苏的国际经济体系，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如今的世界金融体系（美元2.0）已经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另辟蹊径的“MAGA”
上文我们提到，由于美国过量吸食美元霸权，导致患上了严重的滥发货币依赖症。而滥发货币，已经使得美国不能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重建其制造业产业链了。从川皇登基的那天开始，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就认为川皇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或者换句话说制造业回流、创造新的锈带的工人工作岗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事实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川皇执政至今三年半多，所有的制造业回流基本是一事无成，无他，人不可能和客观经济规律对着干。
那么，真的没有办法了吗？笔者通过对近年来国际金融界的理论了解，认为或许美国还有另一重办法。
今年非常火的一个金融理论，是MMT理论（Modern Money Theory），现代货币理论，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Minshkin。笔者认为，货币是一个有客观性的事物，马克思将其称之为“一般等价物”，也就意味着货币不是人主观上想印多少印多少、想规定值什么价就值什么价的；然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货币的发行可以“财政部印刷国债、以国家信用抵押给央行、换取央行印刷的货币、然后进行财政支出”。
也就是说，财政部需要多少钱，印出来然后抵押给央行就行了，通过这样的路径，财政部可以实现近乎无限的政策行动力。尤其在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良好互动，使得新冠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几乎全部钝化，美联储不仅购入了大量的国债，还购入了大量的企业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使得美国政府手里有钱全世界抢购防疫物资、每家每户发钱、美股也“再创新高并迈入技术性牛市”。
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每个国家的政府债务都大幅度增加，后续几年将面临极为沉重的还本付息的债务压力。因此，这种可以无限借旧续新的理论自然极为引人关注。在我国，它也被冠上了“债务货币化”的理论被推向舆论场。
读者可能要问了，这个MMT和美国之前经常被喷的量化宽松和放水区别在哪呢？
我们说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不同的经济体中，甚至不同的时代中执行是不一样的。传统上包括降低利率、降低商业银行的成本、提高商业银行的货币乘数等措施，其中最有效的方式是降低利率，理论上当利率降到零时传统的货币政策就已经执行空间告罄，此时QE（quantitative easing，量化宽松）作为一种新发明的货币政策应运而生。
QE政策是央行不再通过调节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干预货币投放，而是主动地通过购买债券（包括国债和公司债、企业债），无差别地向市场大幅度投放货币，外界形象的称之为“放水”。量化宽松的目标在于，不仅保持名义上的利率归零，并且在实际中也保持利率接近零，以鼓励开支、增进有效需求。
量化宽松的问题在于，不加以区分无差别地收购各种债券。而MMT理论则更加激进，主动地将公共债务货币化，即上一周期中总供给——总需求的缺口，用公共债务补足，并转换为货币投放到市场。MMT实质上认为，只要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一个有能力以本国货币来借贷的国家就可以自由地印钱和花钱。该理论运行起来的前提是，该国不能拖欠债务，而它总能通过（发行债券——抵押给中央银行换成货币）这样的印钞票流程来偿还债权人的贷款。
为方便大家理解，最后通俗的解释一下，传统货币政策是降低借贷的成本促进经济活动，量化宽松是扔一堆钱、放一堆水在市场里，想用就用，而mmt则直接升级到了印一堆票子给我（政府），我来花。实现从无限印钱到无限花钱。
这里额外提一下，我国在朱镕基总理确立的中国央行治理体系中规定人民银行不能对财政直接借贷，严禁人行负责财政赤字、国债，《人行法》里规定不允许直接从人行举债。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必须卖给商业银行或其他个人、企业。
我国2014年以后发明了一种精准滴灌的货币政策，针对特定人、企业、行业降低利率，比如给半导体行业利率低而房地产业利率高，有一大堆政策工具，这套玩法西方学术界称之为质化宽松（qualitative easing），和量化宽松相对应。
回到正文，其实MMT这种理论并不新鲜，虽然他是美国理论界新鲜包装出来的、指导美联储和华尔街的新理论。蒋记国民党政府就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彻底破产的。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比中华民国政府正常的财政收入总和还要大得多，KMT据此并没有采取正常的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而是采取了依据政府的需求，央行发行钞票的办法。
政府想用多少钱，不是由预算或者财政收入决定的，而是由能印多少钱决定的，因此随着钱越印越多、地盘越来越小，通货膨胀就越来越大。在MMT理论下，政府完全失去了财政收入的约束，必定导致洪水般的通胀。
那么，为什么说MMT能实现“MAGA”的伟大目标呢？因为在正常逻辑下，制造业无法流向成本更高的美国，但在货币变成一种记账数字的情况下，投资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获取合理回报的可能性了，任何的储蓄、债权都会迅速的被用于购买资产或创办产业，仅仅投资是为了让货币迅速的变成资产，这样一来就能结束美国经济完全以消费为目的的境况。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将拥有无限的财力，用以扶持美国制造业的重建。须知，许多制造业搬离美国并不久，何况全世界跨国公司有许多现成的资源和经验与技术可以借鉴。同时，货币体系的扭曲也将冲击中国在世界原材料产地国家的采购。而最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洪水般的货币冲击，迫使中国主动与美国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市场脱钩。
至此，美国将实现通过扭曲货币进而屏蔽了价格信号机制，不计成本的重建其自身的制造业产业链，并实现了与中国的脱钩。而进一步的，就将是通过与中国技术交流的脱钩，屏蔽、封杀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可能性。
而至于说滥发货币冲击美元的储备货币、世界货币地位，则可能性不大。美国的世界货币地位，来源于石油美元，来源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即发达的经济、普遍公认的地位、独步天下的武力。而短暂的MMT冲击，并不会导致这些地位的丧失。同样，国际储备货币和国内流通币，存在一些性质上的差异，这里笔者不再展开。
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中，民主党喜欢大政府，扩张财政，偏重于庸俗化的凯恩斯主义。所以MMT这种思路，属于美国民主党较为擅长的一种操作手法。如果拜登顺利当选，我们需要思考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
蚂蚁科技要IPO了，你的花呗还完了吗？
前天文章《《金刚川》，难逃管虎式油腻》无法查看，文章备份发在沉思录客服号朋友圈中，已经添加了907，908，909三个客服号的读者可在朋友圈查看，还没有添加沉思录客服号的读者请搜索微信号 chensilu910，添加后在朋友圈可查看。由于添加人数可能较多所以需要处理时间，然后有添加好友限制的朋友需要将限制取消，否则我们无法添加成功。
▽
近期，在国内金融界有两件大事比较瞩目，一是数字人民币开始公测，二是蚂蚁科技集团准备上市，当然与此同时还发生了首富马先生在金融论坛上公开拉嘲讽，引发剧烈争议的事情，这三件事情是有内在联系的。笔者在之前的三篇文章中（见文末），通过梳理当代美元体系和我国的货币体系，向读者老爷们阐述了笔者个人对当代金融体系的运行理解。今天，笔者就此谈谈对数字人民币和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巨头垄断下的金融科技的看法，以及马先生们的野望。
什么是数字人民币？它与电子支付的区别在哪里？
提及数字货币，或者数字人民币，笔者不想用冗长的学术界定义和学术概念，诸如DE/CP等来描述。笔者将用最明白的语言描述清楚，什么是数字人民币，它和电子支付的区别。
从来源上说，数字人民币是中央银行直接发行的数字化形式的法定货币；而现今广泛使用的支付宝or微信支付，实际上相当于代币支付；至于网银的点对点支付，则是现代电子技术加持下的活期存款转账。
展开来说，就是数字人民币，其本身形式就是数字化的、电子化的人民币，相当于一个专用的电子化的钱包，里面存储着专门的电子化的货币，或者换一种理解方式，数字人民币是一叠一叠的、由许多张最低面额的货币堆叠起来的钞票捆这个画面的数字化形式。如数字人民币50元，就可以理解为钱包存储了5000个数字化的一分钱。
在支付技术上，电子支付是将支付请求发给平台，平台首先检验安全可靠性，确认后再检验支付数额，最后同步发生自己账户数值减少和对方账户数值增加，本质上是一个会计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和平台相连，没有网络则无法完成支付。
而数字人民币，本质上则和传统支付并无区别，甲可以直接将自己数字钱包里的货币转移到乙的数字钱包中，和甲拿价值35元的纸币付给乙别无二致，并不一定需要网络的参与。
而其他基于算法的数字货币，如比特币，具有去中心化、匿名化等特点，发行规模恒定（如比特币总数为2100万枚），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算法的资产。在这类“货币”的设计方案里，货币总数被先验地设定为一个固定值或一个自变量为时间的固定函数（即货币总量随时间递增变化）。
这些“货币”其实是将自己不言自明地设定为黄金，总量有限而且不记名。然而且不说这些基于ECC椭圆曲线算法的“货币”是不是能真的自比为黄金，仅仅它不能方便的用来交易、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不被承认，就远远不满足于货币的定义，更接近一种数字资产。须知，在当代金融体系中，黄金也只不过是一种资产。
总结起来就是，数字货币，是货币的完全数字化，其支付更接近传统的现金支付，并非一定需要网络，交易双方给出和接受的对象是是具有唯一性的某个或者某几个数字货币；而电子支付，本质上是一种会计行为，不涉及具体实在的货币，必须通过和平台的实时连接才能完成，需要网络。
我们何以需要数字人民币？
在移动支付领域，我们已经是独步天下，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巨头，可以说举世罕有匹敌。那么为什么我国央行仍要投入巨资研发看起来很像电子支付的这套数字货币呢？
从一方面来说，数字货币的应用促进普惠金融，提升支付多样性、便利性，降低成本。账户是传统电子支付的核心，几乎所有的金融活动均与账户有关，无论是银行账户还是电子支付、移动支付平台账户。随着近年来全球互联网平台的高速发展，新兴互联网巨头旗下的支付机构在支付市场中份额逐年提升，原本在这个舞台中居于传统中心地位的商业银行，甚至已经逐渐沦为配角，变成支付巨头的出纳。我们从国家单独设立网联清算体系，就可窥见一斑，移动支付巨头至少取得了和传统支付体系平起平坐的地位。
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某种支付方式的垄断有可能带来系统性的潜在风险，这时，如能引入多种支付方式可以有效加强市场竞争，方便老百姓在消费结算过程中自主选择支付方式，促进支付方式不断创新。特别是基于账户的管理体系，管理成本较高，支付过程需要按比例收取手续费，而数字货币本质上是新形式的现金，是不存在手续费的。
这一点尤其对于小微企业来说意义重大，不管是在境内贸易还是跨境支付场景中，小微企业多了一种收付款的方式，有助于进一步降低结算成本，提高结算效率。
而另一方面，数字货币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且抵御其他的私人数字货币和境外数字货币对我国金融主权的侵蚀。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之前，人民币跨境清算高度依赖美国的SWIFT和CHIPS系统。但SWIFT现在已经变成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工具，谁不听话就动辄威胁金融制裁谁，对我国的金融安全构成挑战。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为境外银行和当地市场提供流动性。但CIPS是基于银行账户的。为此，境外银行需要拥有人民币业务，境外企业和个人需要开设人民币账户。而数字货币则只需要拥有数字货币钱包即可。
例如，在传统模式下，汇丰向美国政府检举了华为关联企业与被美国非法制裁的伊朗公司之间的交易，汇丰自身的流水和转账结算记录与美国控制下SWIFT的信息记录构成了互相印证的证据链。而如果运用数字人民币进行交易，则除了中国央行可以通过数字货币流向探查到交易外，其他非交易相关方对交易的发生绝无发现的可能。
比特币等数字货币推出以来，数字货币的匿名性、跨境支付便利性就吸引了大量的人群，其相关特性已引起了各方的重视。作为洗钱、非法行业融资等绝佳的支付工具，比特币引起了相关从业者深深的忧虑。2019年6月，社交巨头脸书宣布推出数字货币Libra，Libra完善了比特币作为支付工具存在的“导致自然通缩”、“币值波动较大”、“交易繁琐”等缺点。
Libra一旦大规模推广，乘着脸书国际化运营的东风，将会给主权国家货币特别是弱势国家的主权货币造成巨大的冲击，严重危害金融主权和金融安全。我们能够想象一个监管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微信支付吗？有鉴于此，各国央行开始加速研发数字货币，捍卫货币主权，保证国家金融安全。
最后，其实数字货币的匿名性、便利性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借助于密钥算法设计和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具有可追溯和标记特性，可以保证交易流程可追溯，构成单向透明，即在保障用户的匿名性要求的同时对监管机构（即央行）信息实名，从而帮助监管机构用大数据技术追踪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行为，有效抑制犯罪活动，提升监管效能。同时，数字货币还可以让央行追踪数字货币发行后的流转情况，从而获取货币全息信息，实现对货币政策的效果观测，更加有效的观测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更加有效的实施经济政策。
蚂蚁的科创板IPO合理吗？
笔者还记得几年前中美关系互为支撑、“中美夫妻论”的时候，当时诸如京东、阿里巴巴等纷纷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这其实没什么问题的，因为一方面国内证券市场还不成熟，无法容纳这这些巨无霸，另一方面也是趁美国QE的东风来“沾沾喜气”，毕竟QE来的钱，来的容易，君不见十年间美股从八千点涨到了两万八千点（道琼斯指数），连瑞幸这种“割美国人韭菜”的股也能大行其道，圈钱实在是太容易。
时移势易，格局到今天这个程度，不仅中芯国际从美国退市、在国内重新上市，就连阿里巴巴也在慎重的讨论是否撤离美股，蚂蚁集团在美股上市绝无可能，何况国家也不会允许。另一方面，国内监管层希望通过如中芯国际、蚂蚁金服等在科创板的上市，带动科创板重塑国内的证券市场，打造一个欣欣向荣、更加科学合理的市场氛围。可以看见的是，科创板上市企业本身就走了优先通道，而蚂蚁集团和中芯国际的上市过程，又在优先通道里插了队。所代表的的监管层的重视，不言而喻。
但是这种重视，就意味着一切行为的合理吗？当然不是，甚至笔者在这里觉得，那位一手缔造这个商业帝国的男人，怕是有点忘乎所以，飘了。
蚂蚁方面声称，经过对1万个机构账户询价，决定给出发行价68.8元人民币，港币发行价80元港币（约合68.6元人民币）。代码SH688688，发行价68.8，然后你告诉我这是市场行为？你高兴就好。
那么这个发行价代表什么？代表发行价估值2.1万亿人民币，代表PE为48倍（市盈率），这是打算自己不仅要吃肉，还要把汤也喝了。为了解释这个行为，以摩根士丹利、花旗、摩根大通等为代表的的投行预测，蚂蚁未来两年（2022年）预期市盈率仅24倍，意思是蚂蚁集团的盈利，2022年相比今年，能翻一倍。画个大饼，痴人说梦。
最初六年前国家推互联网金融、匹凸匹的时候，指望互联网金融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因为“这是市场的力量”。但是事实扇了我们一个巴掌，最后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指望互联网金融，指望市场，反而造成了2013年的钱荒，2015年的疯狂的股灾，以及愈演愈烈的匹凸匹和网贷黑色产业链。事实上可以看出，金融市场一旦缺乏监管，将变得异常疯狂。
前几天在上海的金融论坛上，从王岐山副主席，到周小川前行长， 纷纷对金融监管持审慎的态度，对金融科技认为是“双刃剑”，但不同的声音从那位“风清扬”先生嘴里就出来了。认为我国金融监管太死，导致金融业存在感太低，导致缺乏金融创新，导致金融成本高企。攻击银行的抵押贷款业务是“当铺”，而自己的蚂蚁是基于“信用”的高科技，又说央行数字货币不要着急什么什么的，甚至开始攻击巴塞尔协议。一时间，完全不是前些年那个和各级政府、和社会沟通过程中谦逊的“风清扬”，倒是十足一副左冷禅的嘴脸。
其实也难怪。毕竟国际投行们已经画出来了蓝图，2022年的“市梦率”是24，这就倒逼着清扬先生得赶快给蚂蚁们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毕竟，蚂蚁如今的收入，43%来源于支付业务，40%来源于微贷，从结构上看，这就是新时代的地头蛇、靠放高利贷和收保护费为生嘛。所以得赶快攻击金融监管，把监管放开，这样持有科技牌照的蚂蚁就可以大快朵颐，至于出现危机，2008年对华尔街的救市殷鉴不远，大而不能倒可不是说说而已，如果绑架了十几亿用户，你觉得它能破产？
其实阿里系一路走来，企业的利润来源基本上源自于对传统经济体系的“优化”。无论是电商行业对传统零售模式的重塑和对传统经营模式的优化，还是电子支付对网银和零钱的重塑和取代，以及支付宝中的各种金融零售产品，阿里系的利润取向是“吃干抹净、杀鸡取卵”。就像其创办菜鸟裹裹，通过掌握业务来源的分发，导致快递公司变成了阿里系的打工仔，对快递公司的利润压榨，到了可怕的程度。这一次，他的目标锁定了传统金融行业，那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就在所难免了。
至于马清扬说别人家的匹凸匹不是互联网金融，他家的网贷就是互联网金融，因为什么“大数据、成本低”，其实还是胡扯，他的网贷坏账率低纯粹是因为绑架了足够多的个人信息。
前段时间，蚂蚁集团在支付宝上自己销售了数百亿配售自己新股的公募基金，大获成功，再加上多年来运营网贷、运营网商银行的成功经验，蚂蚁集团已经认为，互联网取代线下、蚂蚁控制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几乎唾手可得。论理财业务，论保险业务，论储蓄和借贷业务，支付结算业务，我蚂蚁应有尽有，并且可以分发流量，可以决定传统银行的生死。
“风清扬”先生在演讲中说创新一定要有代价，那么，谁是代价？在蚂蚁集团构想的未来场景中，应该是大家有钱买蚂蚁和股票和基金，帮助蚂蚁集团进一步发展壮大，大家吃饭娱乐生活消费用支付宝支付，缺钱了用花呗给家人过生日，用借呗应急，发了工资先还支付宝，剩下的钱存支付宝里，还可以提高信用分，增加你的额度。想想就令笔者感到，大刘所描述的“终产者”，出现了。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觉得蚂蚁的IPO不但非常合理，而且非常便宜，68.8元一股一点儿都不贵，过了这村儿没这店儿了。（手动狗头）
同时，笔者还觉得，没有任何一刻比现在更加渴望数字人民币的大规模铺开。毕竟，蚂蚁的所谓“新经济”，本质是电子支付行业政府缺位下，通过建设基础设施然后收租。如果有免费的基础设施使用，那么付费的基础设施将不得不停止他的收租行为。
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世界？
对未来世界的思考，我们一刻都没有停歇。许多学者、企业家也都给出过自己的种种想法。蚂蚁集团所构想的，是基于现如今的国际和国内金融体系下，获取主要生态位后的“美滋滋生活”。
而正如笔者之前介绍美国为什么不发生通货膨胀一样，是因为现代社会，工农业生产能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需求方面的增多好像永远都赶不上供给的增加，但是这真的能永远持续下去吗？
在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之前，长期困扰西方世界的，是派生自美国的通货膨胀。然而在里根之后，通货膨胀被“神奇地”治好了，其实这里面的东西说破了很简单。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都严厉地压制了工团主义和工人运动，当通货膨胀发生时通过不增加薪水、不增加新的财政支出减少了需求，那东西买的人变少了，自然价格就下来了。
在里根之前，为了和苏联进行竞争，西方国家竞相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工人待遇，而工人工资多了，自然就会去消费，所以导致了和苏联类似的问题，有钱但买不到东西。那你治理这样的通货膨胀，直接给他从源头上干掉，全社会总体降薪，自然通货膨胀的毛病就治好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进口粮食变成出口粮食，也是一样的道理。从1980年代到今天，美国劳工阶层总体待遇上涨程度，远远赶不上企业发展速度和美国GDP增长速度，即便遇到QE，遇到今年这样的“直升机撒钱”，由于多数人手中的购买力增长赶不上市场的控制者手中资本的增长速度，自然而然是不会有什么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从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观点来看，资本所需要攫取的利润远远高于企业正常经营的利润，这势必挤压了劳工的所得，导致r（资本利润率）>g（经济增长率）>w（劳动所得）的结果。而自1980年以来，通过刻意压制劳动者薪酬增幅以消除通货膨胀这样的经济政策，导致的是规模空前的、程度可以说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贫富分化。
排除掉人类随文明发展和科技进步取得的成果来看，这几十年人类只是下限提高了，贫富分化反而更严重了。从我们既有的几千年历史经验来看，这样的分化无疑是可怕的。如果当政者不采取断然措施，扭转这样的分配结构，很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我们从北美和西欧，就已经能看到这样的苗头了。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孕育于分化之中。今天，美元的地位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风雨飘摇。或许在历史的长河里，大多是时候r>g，但总要有几十年时间颠倒一下，缓一缓，让工人们也能喘口气儿，毕竟第五轮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技术红利，已经吃完了。
所以从更长的意义上来说，当长端债券利率再压不下去，当劳动者的收入增速跑赢印钱的速度（即新闻里说的跑赢通胀），1980年以来由美联储所开启的“洗劫”穷人的倒车，必将逐步停下来。而如果一家“科技”公司，忘记了初心，还想过上封建社会地主收租一样的生活，那么他的前途，肯定不容乐观。
相关阅读：
想彻底遏制中国，美国还有比无限印钱更狠的办法
美国天量印钱放水，为什么不会通货膨胀？
中国金融主权小史
暴打华尔街的不是美国韭菜，而是华尔街自己
最近有一只美股股票非常的火爆，股票的名称是GME，公司中文名游戏驿站，英文叫game stop。其实这个公司经营模式很简单，就是个卖游戏的实体店。然而围绕他的股价上下波动变化，引发了近日这空前的风潮。
见惯了镰刀割韭菜的美股，却翻盘上演了一场韭菜割镰刀的戏码。在这只游走在破产边缘的股票上，美国散户异常团结，直接叫板华尔街大空头，逼得华尔街不得不“停交易”“删账户”“拔网线”，异常下作。但若细究，藏在这场多空对决背后的力量双方，却可能不只散户和机构这样简单。
散户VS机构
1月27日，对冲基金梅尔文资本的基金经理Gabe Plotkin宣布，梅尔文资本已经在当地时间周二下午平仓了在游戏驿站的空头头寸。梅尔文资本的平仓直接将市场推向了高潮，这无异于承认，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多空对决中，机构正向散户“投降”。
GME公司（即游戏驿站）是一家老式的实体游戏经销商，许多美国人小时候从这里购买游戏。然而，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诸如Steam等平台已经判了GME的死缓。而2020年疫情带来的封锁措施更让实体行业的业绩受到打击，因而GME也一直被资本市场盖上“垃圾股”的帽子，去年3月股价一度下跌至3美元以下。直到今年1月11日，游戏驿站宣布，与风投基金RC Ventures LLC达成一项协议，董事会将加入来自该基金的三名成员，以促进公司转型。许多老玩家、拥趸都对转型成功抱有乐观而热切的希望。
梅尔文资本成立于2014年，也是近年来华尔街表现最好的对冲基金之一。今年初，梅尔文资本的资产约为125亿美元，但因为做空游戏驿站，梅尔文资本已经损失惨重。因此外界一度猜测该对冲基金会因此破产。梅尔文资本不是第一个中招的对冲基金。在这之前，著名做空机构香橼已经尝到了厉害，而香橼也恰恰是引起这一轮逼空大战的导火索。
1月19日，香橼决定给散户“上上课”，在社交媒体上称“为什么游戏驿站只值20美金”，开嘲讽说买入这只股票的投资者将是“这场游戏中的输家”。这一言论惹怒了散户，美国社交平台Reddit上的一个版块WallStreetBets（意为：华尔街赌场，以下简称WSB）开启反击，煽动群众只要他们一条心，就可以逼空头买回股票，推高股价并大幅盈利，于是散户们纷纷互相鼓励买入游戏驿站的股票和看涨期权，于是游戏驿站股价直线拉升，这场多空大战也就这样开始了。
在这里，需要补充一个背景，就是“WSB”。这一板块上活跃着大量的年轻股民，买非主流股就是他们最鲜明的特征。空头机构和“WSB”，就是这样碰撞在一起的。事实上，当游戏驿站引入新董事的时候，外界便认为这能够促进游戏驿站的转型，游戏驿站股价随即开启上涨模式，许多年轻的股民纷纷买入，特别是考虑到去年GME股价最低的时候仅值几美元一股，投资门槛并不高。因而，香橼的言论在就像往油箱里丢了一根烟头，彻底激怒了“WSB”。散户除了暴力拉升股价，还对香橼的控制人进行了“人肉搜索”和“人身威胁”，面对疯狂的散户，香橼称不再就游戏驿站发表意见。
数据显示，27日单日游戏驿站股价涨幅超过100%，过去一年，该股涨幅甚至超过8000%，过去5个交易日涨幅788.32% 。这样的走势意味着做空机构损失惨重，据统计，做空游戏驿站的投资者在今年1月损失了910亿美元，近几日行情之下，做空者一天损失据估计达到16亿美元。
随后，CNBC电视台邀请Chamath上电视进行讨论，因为Chamath就是“WSB”版块的投资领袖，有很多粉丝而且带头买入GME。应该说，电视台本来希望通过上节目，抹黑Chamath，进而在道德上攻击散户们，让华尔街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谁知并没有达成目的。在此，我们搬运一下交银国际部董事洪灏老师对Chamath发言的精彩总结（微博名：@洪灏）
1，GME股价暴涨的原因是这只股票被机构做空了140%，凭什么可以140%？要不是华尔街机构天天利用散户不能用的工具，怎么可能多40%而被散户抓到空子？完美。
2，论坛上的研究水平，很多都和对冲基金的研究水平相当（这点我也认可），凭什么散户不能根据这些研究来买卖？
3，华尔街上的量化基金（指明文艺复兴），根本就不看基本面来买卖，凭什么他们不看基本面就可以不受到指责，而散户不看基本面就要被指责？完美。
4，从特斯拉股价的历史来看，所有的对冲基金都错，所有的散户都对。凭什么对冲基金就一定要比散户对？完美。
5，对冲基金只开放给大户投资而不开放给散户，现在散户赚钱了就不满了要限制散户，凭什么？还是完美。
本来以为是个对散户的道德拷问，最后却变成了对建制派的灵魂追问！精彩。
谁与谁的战争
长期以来，华尔街一直有一套非常“洁白无瑕”的价值体系。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就像Chamath说的，市场中性原则（market neutral）基金靠着$10亿的本金，就能得到券商$100亿的杠杆，这些都是散户没有的优势。华尔街实际上是靠着圈子和内幕交易，靠着信息不对称，靠着相互之间勾肩搭背，来垄断投资市场。
从公开价值观来说，股市应该让所有人公平的拥有投资并获利的权利。华尔街在过去很多年，一直利用各种机制获利，甚至可以做空140%这样不合理的交易；因果循环，当这种机制的缺陷暴露时，他们却拒绝承担相应的后果，反而对散户使出暂停交易，只能卖不能买，暂停服务器等阴招。
27日，白宫表示，“我们团队，包括耶伦部长及其他人在内的经济团队正关注形势，这很好地提醒了人们，股市并不是衡量我们经济健康状况的唯一指标”。然而，散户毕竟是散户。在券商集体停止GME的买入功能后，等待他们的，可能只有坐视股价缓慢回落这一途了。须知，著名的Citadel城堡基金持股Melvin梅尔文资本和网上免费交易平台Robinhood罗宾汉；散户交易GME游戏驿站看涨期权轧空，对冲基金Melvin巨亏数十亿美元；Citadel被迫注资Melvin；Robinhood操作平台随后禁止散户买入游戏驿站GME，只许卖；国会要求调查“散户操纵市场事件”，由耶伦主持；耶伦去年曾作为Citadel的顾问收取了81万美元的费用。这条逻辑链，有解吗？
要想真切地理解这场到底是谁和谁的战争，必须要从美股的做空机制和期权来说起，因为这背后还藏着太多玄机。散户在逼空期间，不止买入大量股票推高股价，还呼吁众人买入大量的看涨期权，而这正是游戏驿站股价能够狂飙不止的一个关键所在。
首先我们说做空，做空非常简单，一般和做多相对应。做空是指投资人不看好某一公司的股票，决定通过预计该公司的股票下跌来获取回报，投资人先以一定的保证金抵押借入一定的证券，而后将借入的证券卖出，待进行交割时再以一定的价格将证券买入并还给借出方。比如说，A公司现值10元，我做空后等A公司股价跌到6元时交割，此时只需要6元即可买入，一来一去我就赚了4元的差价。但考虑到做多和做空的风险是不对称的，做多最多损失全部的本金，而做空很有可能损失“不设上限”，如果还有杠杆就更加可怕了，因此这里就需要期权来对冲风险。
期权就是一项权利，在某价格水平上可以买入和卖出股票，再加上股票价格做多/做空的排列组合，就构成了买入看跌、买入看涨、卖出看跌、卖出看涨这四种期权。空头大都是机构在做，机构当然会用期权来对自己进行保护，保护的方式，就是买入虚值（即看起来不可能的）看涨期权。做市商（即卖出期权的券商）本来觉得挺好，因为虚值基本上不可能发生，这个钱是净赚的，是“无风险套利”，大概这就是华尔街习惯的一鱼几吃。因为虚值期权的概率极低，所以对冲虚值期权的风险，只需要购买很少的股票实体就可以了。
当代的金融体系是极为精巧而细致的结构，非常微妙。华尔街早笃定GME没救了，于是机构们都在大量的做空，“无风险套利”，同时也不断的购入虚值看涨期权对冲风险，在名义上平衡风险。做市商在卖出大量虚值看涨期权的同时，也购入股票，这个购入的动作构成了买方，也支持着股价不会一泻千里，双方进入一个微妙的平衡。
最后散户们来了，虽然资金很小，却成为了那一根压倒骆驼的稻草。散户们购入股票，持股围观。空头们发现价格涨了！于是开始有小的空单被轧平，轧平的同时，空头就需要从市场上买入股票来平掉自己之前卖掉的。而这又创造了买方，价格进一步上升，更多的空单被轧平。最后，随着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之前的虚值期权，逐渐没那么“虚”了。股价1块钱的时候，100块钱的行权价格是虚值期权，但是股价到了80块钱，100块钱的期权还是虚值么？这意味着为了对冲，机构需要买入更多的股票。
做市商发现行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做市商不得不大量买进，来对冲“由虚变实”。而大量补仓股票，又推高了股票的价格，让股票的价格不断的接近期权，于是做市商又要补仓。做市商补仓的行为，又加重了轧空。导致空头亏了更多，空头就不得不购买更多的期权来对冲自己的风险，或者平仓，而这又创造了更多的买方需求，股价又要上升。
可以这样说，枪毙华尔街空头“对冲基金”的，恰好是华尔街自己。由于GME股价很低且总股本很小，无论在A股还是在美股，都是一个绝佳的战场。散户恰好的抽走了本就不多的流动性，打破了脆弱平衡，导致做市商和对冲基金互相甩风险，但风险本质上不可消灭、只可能被转移，而来来回回的转移使得GME股价迅速升温，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可以说，推动这一局面的是内在金融规律。
也就是说，并非表面上如许多“云孝子”所宣称的那样，是“贪婪的散户犹如野蛮人闯入了精美华丽的大堂”，事实上，摧毁罗马的永远是罗马自己。脱离基本面做投资或者投机行为的，永远不止是散户，甚至散户并不是主力。在这里，才更应该记住“经济理性人”假设。
疯狂？！末日？
笔者之前关于“MMT”理论介绍的多篇文章曾表明过笔者这样的一个观点，即从美联储到欧洲央行再到其他国家央行，全世界在联储的带动下大规模的进行量化宽松“放水”，之所以没有制造空前的通货膨胀，一个方面的原因是资本市场数量庞大的资产承担了通货膨胀的后果。那么，如果金融市场因为他自身内在的不稳定性垮掉了呢？
当情况的变化超出预期，行将威胁金融系统本身的稳定时，各方面显然是坐不住了。纳斯达克首席执行官Adena Friedman在27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我们会监控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如果发现言论与股票的异常表现相关，就会暂停股票交易。”，同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称，正努力与美国其他监管部门评估当前的市场表现，正主动地监控期权和股票市场的波动性，正在评估那些受监管的实体公司和金融中介结构的活动。
因为从根本上讲，市场不能允许机构大批量输掉。本质上，对冲基金不可能裸空，一定要有多仓。如果把整个市场的对冲基金都逼到爆仓边缘的话，就只能卖掉自己的多仓。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正常的股票就会被一起卖掉，如果非常多的机构抛售股票，那么美股的“明斯基时刻”就要来临了。而且因为今年的放水，美股整体严重高估，且目前美股已经与美国经济完全背离，变成了一个流动性的游戏，随时可能说崩就崩。所以必定不能让大量的机构倒下，这样的倒下，可能就救不回来了。
这就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美股的疯狂与极度脆弱，这一点依然和美国的货币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去年因为疫情突然暴发，为了维持经济，来自美国政府的刺激措施一波接着一波，当政府“直升机撒钱”之时，许多人拿到资金，又没有工作的时候，股市就成了最好的目的地。笔者之前曾论述过，能够购买股票的人，要比无力购买股票的人来得富有，然而，股市的逆向走牛，完全是劫贫济富，是在进一步地缔造不平等，是更加富有的人得到了更大的利益，而穷人一无所获。
散户当然也不傻，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自然也想博取额外收益，纷纷入市，抬高股价之下，散户们也组织起来，他们通过互联网平台，通过“华尔街赌场”论坛（即前文WSB），甚至还有在线会议，从而形成空前有力的组织力度。散户再也不是面临和机构“囚徒博弈”的弱势群体了，拥有了一定的还击能力。
现在，美国政府依旧在撒钱。目前拜登正试图推动一项规模达到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便包括将为每个人发的钱提高到2000美元，并且还额外增加失业保险。因此，做空/做多 GME的冲突，并不是结束，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这一点在白银市场表露无疑Image：周二SLV ETF（即纸白银）单日资金净流入5亿美元, 创下2013年以来最高，然后昨天就出现了“WSB”号召散户去逼空白银的事情。
也许，在Robinhood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的散户们，也是自诩“罗宾汉”的侠义之辈？但无论如何，美国曾经引以为傲的技术治理体系，在新冠疫情加成川建国之下，已经输掉了底裤。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笔者完全赞成“散户不要入市”，“市场去散户化”，因为机构的确更加专业、更加有效率、更加理性。机构主导的市场，确实不会干出来如我国“2015年股灾”那样的“大干快上的全民炒股运动”；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机构的操守值得相信，机构的外部监管是真实存在的。君不见，我国现今严打场外配资，场外配资以“扰乱金融秩序罪”论处，严打“老鼠仓”，老鼠仓和内幕交易抓住就判刑，而对华尔街来说，真正的监管，又在哪里呢？仅靠市场制约和行业自律，恐怕作用微乎其微吧。
说白了，当一个国家认为，靠炒股、金融交易，就能维持一个国家的繁荣、伟岸，那我们就在边上，等一个他塌楼。
实干创造美好生活。
互联网平台都想当收租人，但我们不能答应
最近这一个月，环环相扣的是夺人眼球的新闻，此起彼伏的是吃不完的瓜。风清扬扑街了，RCEP签署了，懂王败了，懂王闹事了，新冠疫苗面世在即了，蛋壳公寓大规模爆雷了，相比之下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居然显得相形之下寂然无闻。
然而，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今年下半年在商业领域出台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就此，笔者想谈一谈平台经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缘起：加快市场运转、减少信息不对称
平台经济的发起，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所谓的平台，如果剥离去互联网这一定义要件，指的是所有具有撮合交易、对称信息、响应市场变化的中介。归根结底，所谓的平台，本质是为对称信息而设立的交易中介。信息技术的发展，海量信息的存续和响应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现今的舆论场，有一个概念存在典型的“鸡同鸭讲”，这就是市场经济。在公知和“民间野生经济学家”的嘴里，市场经济是一种政治正确，似乎只要放松管制，天上就会自然的掉下来市场经济。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前现代的、缺乏科学认识或者根本就包藏祸心的价值鼓吹。实际上从大萧条、苏东的休克疗法、再到新世纪的金融海啸，早已宣布这种古典自由主义式的市场经济根本立不住脚。
真正的市场经济，核心是市场，而市场其实是一种非常脆弱的、需要许多苛刻的条件和外部约束、保护才能形成的交易环境。古典的西方经济学里有一个萨伊定律，它认为经济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和就业不足，“供给自发的能创造自己的需求”。
很显然，即便不讨论剩余价值问题，供给和需求进行匹配，最重要的是供给知道需求的存在，而需求知道供给的存在。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消费品产能相对不足，看似形成了“无论生产多少消费者都能买完”的情况，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我国宏观经济由需求过剩、供给不足逐渐转向供给过剩而消费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经济需要让需求指导供给，让供给方生产需求方需要的商品，以利于经济的再循环。
另一方面，对于生活在现今的我们，如今已经很难直接思考上一个时代我们生活里的种种障碍。笔者还记得十多年前我们还没有外卖平台的时候，经常不得不屯上许多方便食品。消费者有点单的需求，而饭馆有足够的产能，经过两相撮合产生了原本没有的经济活动，便利了人民的生活。另外，在现今的第三方支付兴起之前，电子商务往往依赖于银行转账汇兑或者电信服务商，前者纠纷风险很大而后者的手续费很高，故而许多电子商务因为缺乏可靠的支付方式就只能流产。
因此，平台经济本身是我国工农业生产达到一定水准，面临一些瓶颈之时的破局之举、助推之力，并非把平台经济本身当做目的。
现状：在活跃和桎梏之间游走
今年双十一的时候，笔者从天猫买了一些米粉和麦片。米粉到的很快，但麦片的物流就走地很慢。物流的问题其实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这其实只是平台经济所存在的一个方面的问题。
众所周知，物流行业中，主要成本来源于人工，许多只有几块钱的物流件，收件八毛、配送一元。前些年，阿里曾与顺丰合作成立丰巢，目的是解决配送的最后一公里，让快递柜解决收件和取件的问题。以更加集约化、集中化的方式，节省人力成本，节约碎片化的时间。但由于种种问题，丰巢的合作并未能继续发展，同时其他的第三方快递柜效果也并不是很好。主要原因大概是飞速增长的快递数量远远超过了快递柜规模的增长。因此，快递柜其实已经被实践证明了水土不服的结果。
有鉴于此，阿里采取了另一种途径，就是成立“菜鸟裹裹”，在某种程度上将四通一达等物流公司进行整合。大部分情况下，电子商务的卖家需要通过“菜鸟裹裹”来进行集中发货，收货时物流的快递员们将快递不再配送到客户的具体地址，而是放在某一中心地区的菜鸟驿站。
通过补贴终端，菜鸟驿站通常会租用具体的门面房，这样能取得远远大于快递柜的吞吐量。然而，平台的便利性，并不能取代平台本身追逐利润的需求。由于国内消费者对优惠价格的需要，使得国内主流电商通常采取“满XX元包邮”的促销优惠，这就要求物流行业价格必须维持在较低水平。以前菜鸟裹裹还没有出现时，笔者记得经常看到新闻四通一达等快递商联合涨价云云。此时，淘宝上的商家面对快递行业时，是卖方市场，处于弱势地方，没有议价的权力。
然而当阿里以菜鸟裹裹将国内大部分商业快递的需求加以控制时，卖方市场就变成了买方市场，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不见快递行业涨价，只见到此起彼伏的快递员罢工、抗议等。某四通一达中的物流企业，其2019年最大的利润来源居然是对快递员的罚款。
那么，物流业为什么要接受菜鸟裹裹这样骑在他头上呢？其实物流业当然想赚钱，只不过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菜鸟裹裹掌握着很大的一部分物流单子，寄件人并不能决定用哪一家快递，决定权在菜鸟裹裹手里。通过对需求的控制，菜鸟裹裹制定了仅略多于固定成本的快递价格。我们以零售和商家的快递来对比，消费者自己寄快递时，顺丰的价格往往是20元，其他四通一达是12元，而商家寄普通快递时往往一个件只有三五元，这样的价格即便是走量也没法盈利，但如果不做则有可能订单大减，直接面临生存危机。
那么物流业压下来的成本是让销售商家赚走了吗？其实也没有。在平台上开设店铺、特别是开设专营店铺是要支付具体的费用的，而且每一笔销售收入平台是要抽成的，平台上同款商品也有许多同等级商家竞争，最后便宜的只有因物流价格低廉而增加销售额进而增加抽成的平台。
对于普通商家来说，平台也同样是异常可怕的、可以决生死的主宰。我们以新的电商品牌拼多多为例，通过有意无意的规则放水，拼多多利用拉人拼单等深度社交行为成功地将微信、QQ中巨大的社交资源转化成自己的客户资源，一跃成为与京东同一等级的电商巨头。而某一家电品牌，朝拼多多暗送秋波之下，违背了天猫的有关指示，导致自家的品牌旗舰店被直接限制流量，销售量巨幅下滑，甚至其线上营销有一蹶不振之势。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平台的威力。
发展前景：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
笔者在之前谈及蚂蚁上市时，就曾提到，蚂蚁·阿里方面设计的未来发展蓝图，就是成为一个从生到死、吃喝玩乐、工作学习生活等等无所不包，全面覆盖的终极集团。蚂蚁集团能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暂且不论，但至少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环节都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大型平台。
以最近爆雷集中的蛋壳公寓为例，原本租房是需要租房者和出租者各自花费很大的精力筛选和推广的。因为作为弱势的个体，在获取信息和推广信息方面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障碍。租房者想要清楚一个比较大的地区全部租房信息非常麻烦，同理出租者想把自己房产的出租信息推广给所有有租房需求的人同样非常麻烦，而且信息即便推送到位后还有可信度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蛋壳公寓这样的平台就应运而生了，通过统一租赁、集中装修和管理、统一上网，极大地方便了租房过程中的两方。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争抢市场的过程中，蛋壳公寓为了加快自己占领市场的速度，采取了高价收房的这样一种经营扩展模式，同时大幅度挪用租金，导致自己在玩5个井盖扣10个井的腾挪游戏，给自己埋下了严重的隐患，这从华尔街的经验来看，就是一种麦道夫骗局。
平台经济的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想要增长利润，就必须要扩大自己的平台经营规模，赚取垄断的超额利润，因而互联网平台经济是典型的赢家通吃、头部为王的导向。所以只要能让自己的经营规模快速得到增长，那么承担再大的风险资本也是愿意的。然而资本这样经营只是把原本自身承担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市场和社会，我们看到在蛋壳公寓爆雷的过程中，真正承担无辜的无房可去的风险的，正是那些收入微薄的低收入群体和刚刚工作的年轻人，以及上网困难或者平时没有时间打理自己房产的房东们。
蛋壳不是第一个爆雷的长租公寓，这样的频频爆雷证明了平台经济是有其局限性的，不能任由平台经济恣意发展，为了发展而将风险推给社会。
其实，不光是平台进行扩展、抢占市场具有高度的经营风险，一个发展成熟、正常经营的平台，在面临业绩压力时也会搞出一些骚操作来获取利润。近两年屡屡提及的“大数据宰客”，就是在业绩压力下，一些商旅服务平台，针对不同的客户，在通过大数据评估真是需求后，给具有刚需（就是价格弹性不敏感的人，他们的意愿基本不随价格变化而变化）的人以更高的价格，来获取超额利润。这显然不能不引起消费者的愤怒，毕竟我愿意支付高价和我愿意像傻子一样支付高价是两回事。
平台想变成收租人，我们会允许吗？
那么，平台经济的问题这么多，是否应该禁止了之？
回答这个问题，或许需要回到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上来，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问题上去。
自2013年以来，频频见诸报端的有这样一个提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前进方向。许多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总觉得我国这是心口不一，嘴上说着市场经济，实际奉行着管制主义，其实这是他们学习市场经济没有到家。
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就得出过结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最后必然导致垄断的产生。垄断谁都不喜欢，但资本最喜欢垄断，一旦垄断产生了，也就不是市场经济了。自由竞争状态下，商品=成本+合理的利润，但如果垄断产生了，垄断可以赚取自己想赚取的利润水平。
所以我国在经济改革的时候，为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能长久存在，必须将容易产生自然垄断的资源开采、金融服务、公共服务等行业剥离到市场之外，这可以称之为两头堵。一面控制上游，一面控制下游；一面干预原料市场，一面干预金融市场。通过控制原材料，保证原料提供者一视同仁的向全体市场参与者提供原料，通过控制金融业，确保不会有企业在竞争中以更低的利率获取资金，进行不正当竞争，通过培育有效的消费市场，确保不会出现企业生产的商品，不论品质好坏都能卖出去。
那么，平台经济的前途，也就必然需要遵守上面提到的守则。如果利用平台扶贫爱农，利用平台对弱势群体如创业者和应届毕业人等进行定向补贴租赁，利用平台对高危群体进行保险补贴，当然是会被大加鼓励的；如果想利用平台搞“割韭菜”，将服务业和消费者都当成肥羊两面宰杀，那必然是要被约谈、甚至制裁的。
如果更有甚者，在社会主义国家想把持某一关键行业平台，利用垄断地位，搞想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的封建地主式收租经济，那说不得反垄断法的拆分，就是他的明天。
美国天量印钱放水，为什么不会通货膨胀？
今年以来，为了应对危机，美国政府又开始进行各种金融刺激政策，从三月份开始就祭出了2万亿美元以上的刺激方案，后续在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良好互动下，使得新冠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几乎全部钝化，美联储不仅购入了大量的国债，还购入了大量的企业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使得美国政府手里有钱全世界抢购防疫物资、每家每户发钱、美股也“再创新高并迈入技术性牛市”。
从美国开启QE大法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今年更是天量放水，笔者上一篇文章介绍的今年在美国非常火的MMT（现代货币理论）也为未来如何放水指明了道路。知乎上有不少提问，美国为什么如此巨量的凭空印钱，还不会产生通货膨胀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太准确，今天我们从货币和金融的源头进行梳理，来回答这个问题，顺便再就上一篇文章对MMT理论的批判做一些扩展（大家对MMT理论有所遗忘可以复习上一篇文章《想彻底遏制中国，美国还有比无限印钱更狠的办法》）
当代金融体系下货币的产生过程
货币是什么，是金融学真正要进行解释和定义的首要问题。学界定义金融学的研究核心是价值和资金，货币就是这个对资金进行度量、价值进行定量的工具。因此，实际上必须首先弄清楚货币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以及这之中所涉及的金融主权问题。
一些经济学家对货币的本质避而不谈，因为这其中就涉及了对价值本质的认定问题。马克思说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这其中蕴藏的是价格之下的价值，也即马克思所说的普遍人类劳动。货币的产生，是因交易的需求而出现，将价值加以凝聚，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随着交易的便利化要求，充当交易媒介的中间物增加了信用的成分。实物货币本身代表了劳动价值的凝聚，而信用货币则是代表了一个抽象的价值，是人们相信它可以相当于某一价值的实物货币。当商品经济不发达时，人们尚可以容忍贝壳、铜钱等形式的货币；然而，当交易频次上升到一定程度时，信用就从中抽离而出，变成了等价物的核心。
可以说，信用货币是遵循这样一个产生路径出现的，“私人信用货币”——“政府信用货币”——“银行信用货币”。私人信用货币很好理解，即私有的钱庄、银行等发行的代币工具，诸如中国的银票；政府信用货币则是指，在金银的本位约束下，政府发行的强制规定含有多少数量金银的货币，因为纸币票据本身工本费不值钱，是出于对政府信用的承认而获取的地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世界完全进入了纯粹的信用货币时代，这种性质的货币就是由银行为中心形成的银行货币体系。
在金银铜为货币的时候，银行必须先有存款，才能有贷款。这就像我们给别人借钱，必须先自己有钱，才能给其他人借钱。而信用货币时代则恰恰相反，是因贷款创造存款。从会计恒等式来看，创造贷款时，资产方和负债方虽然是同时、同向变化的，但从实际生活的逻辑顺序来说，应是“先有资产，后有负债；先有贷款，后有存款”。
比如说，某A贷款50万元，银行产生对A的债权50万元，同时50万元货币存入A的银行户头，A享有对银行的50万元债权。贷款人以支付利息为代价，获得信用高、流动性强的货币（存款）。货币被创造后，可以发生形式的变化，由存款提取为现金，即将记名负债转化为不记名负债；也可在不同客户之间以存款转账的形式进行转移和支付。
最后，货币以消减客户存款，进而收回贷款的方式消失，银行资产负债同时减少相同数量。存款的创造、转化、转移和消失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体系，是当代信用创造、货币产生的核心。
一般以为，存款准备金是因存款而产生的，是对客户存款按比例上缴央行，其实是大错。我国的实际操作是这样的，客户在银行贷款，商业银行放款产生存款，因此对这笔存款商业银行必须缴纳存款准备金，人行禁止用储户存款作为存款准备金，防止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无限扩张。在经营过程中，银行的利润来源于存贷款的利差，但银行的贷款有助于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只有理解了银行对货币的创造，才能明白新世纪以来我国诸多大型企业（如万达）的“资产负债表式扩张”是如何实现的。
那么我们说到货币是来源于银行的创造，而银行的创造是基于贷款，贷款又是源生于真实的经济活动需求，据此我们可以说，信用的扩张与收缩是经济活动最显著的指标，是经济活动的内生量。
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货币的公信力来源于政府，这一观点混淆了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之间的关系。央行印刷的纸币，是基础货币，因国家信用和国家强制力得到普遍承认和广泛使用；但央行不了解市场具体信息，同时央行也并不对个体企业和居民发放货币，所有的央行货币都要经过商业银行体系变成广义货币。这个货币创造的过程，是基于信用关系才成立。
平衡财政和功能财政
现代经济政策是围绕一系列目标开展的，其中主要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而西方国家自福利社会形成以来，更是把讨好选民、稳定经济、厌恶经济危机作为头等大事，这在事实上形成了功能财政。
所谓的功能财政，就是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目的，在于维持经济、促进就业、保持物价稳定。而在我们的日常观念中，国家财政其实和家庭支出一样，应该是“量入为出，保持平衡”，即便加入凯恩斯的逆周期调节理论，也应该总体上保持平衡，经济景气时期偿还债务、增加盈余，经济不景气时逆周期增加债务、调节经济，这就是平衡财政的理念。然而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化，削减政府支出在欧美国家已经变成了政治不正确。在欧美，往往是左翼上台，选择加福利，右翼上台，选择减税，总之，政府开支根本无法削减。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货币理论”（以下简称MMT）应运而生。
MMT认为，货币是政府的负债，即个人有权以货币兑付政府应收税款，所以货币系政府的负债，又认为政府部门的负债，是私人部门的盈余。也就是说，如果将宏观经济分成两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那么私人部门产生盈余必然公共部门产生负债。从这两个理论前提出发，MMT理论认为“国内债不是债”，即政府可以不断地以国债的形式换取现金，以填补有效需求的不足。而现金则会变成私人部门的盈利。
但是事实上，MMT理论错误地将商业银行体系的广义货币和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视为并列平行关系，在此基础上只看到了国民经济核算账面上的平衡，而忽略了货币创造的内在机制与动态过程。一方面，作为货币创造主体的银行与其他会计主体的会计记账存在本质区别，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特征是资产创造负债，其他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的特征是负债创造资产；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和银行创造的信用货币是相互独立的。因此，不能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其他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简单加总以求平衡。现代货币理论据此得出在国际收支平衡的前提下，政府部门赤字等于私人部门盈余的结论势必是错误的。
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财政和金融早就完成了分家。在早期，西方的英格兰银行时期，中国的钱庄时期，由于信用货币还不够发达，货币的信用来源于对金银等贵金属的信用支撑和国家以收税这种特殊债权的信用透支，某种程度上财政和金融是一体的。然而，当信用货币大规模走上舞台并且彻底取代贵金属，贵金属只是作为抵押物或发行准备乃至彻底脱离联系的今天，让财政方面根据其主观意愿进行发行货币，是极为危险的。我们可以看到，魏玛共和国的金融和货币是如何垮掉的。当然有好事者会说，魏玛共和国的国际贸易是赤字，不满足国际贸易均衡这个MMT理论的客观条件，那么再举一个例子，我国80年代以来的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以后至九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管制逐步放开，我国的市场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十分活跃，但与此相伴的是物价的惊人变化。改革开放伊始，虽然物资十分不充裕，但由于广泛存在的票证制度，严格约束了商品市场的价格体系，商品的价格完全由计划确定，仅有微小的波动。而改革开放后，产生了计划和计划外两个体系，很快这两个体系就产生了巨大的价格差异。
八十年代末“倒爷（官倒）”一度令全国人民深恶痛绝，即用计划经济的价格获取物资后囤积然后按市场价格卖出，牟取暴利。经典的西方经济学专家会说，这是因为计划内的价格是固定的，没有考虑市场的活动和真实的成本，人为制造了寻租套利空间。没错，但是这里没有解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物价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幅度又如此之大？
国家干预理论的正本清源
实际上，笔者认为，当代经济和金融理论中，最大的骗局，或许是所谓的“救市”政策。按照许多经济学家的说法，对大型企业，无论是工业企业还是金融企业的救助，是源于“too big to fall”，即“大而不能倒”。用网络社会的结构来看，大型企业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一旦倒闭破产，必然形成规模空前的社会混乱。因此为了社会稳定，当代的国家政府是不会允许如此规模的企业发生破产的。如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美国政府采取的是“接管”房地美等企业，而不是放任破产，并向华尔街大规模直接印钱注资。
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采取的政策理论，看上去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但是事实上是似是而非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重点在于，（因为剩余价值的存在使得）经济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当这种不平衡性积累一定时间后就会以经济危机的形式出清过剩产能，而真实的经济波动极为剧烈，容易造成社会动荡，所以需要国家干预，财政逆经济周期进行变化，在繁荣时期防止经济过热而在危机期间增加需求，以平缓危机的冲击。关键点在于对实际需求的调节。
我们看到，无论是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我国遇到经济过热时紧货币压缩信贷、减少财政投资，经济危机时的逆周期“铁公基”、“新基建”建设，所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逆经济周期对冲危机的思路。宏观经济一方面是需求，一方面是供给，而现今美国的救市政策，实际上只是防止了大型企业的破产清算，对于拉动实际需求而言，作用甚微。
在笔者看来，欧美对“too big to fall”的坚定信仰其实来源于欧美国家经济体的巨大不平衡性，是欧美已经承担不起市场出清的成本的体现。从一般的经济逻辑来说，经济危机时所淘汰的过剩产能，一定是落后的、成本高的，而先进生产力、成本较低的企业，是能够存活下来的。然而，由于市场的畸形化、经济形态的脱实向虚，金融资本高度发达，以及工业资本的高度集中，使得任何市场出清都变得伤筋动骨，影响选票，而令当局无法承受。
为什么还没有制造大规模的通货膨胀
最后，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既然货币应该是经济活动、生产和消费关系中内生的，而对于率先创造量化宽松的日本，以及大规模应用的欧洲和美国，尤其是美国，为什么如此巨量的凭空印钱，没有制造通货膨胀呢？
这是因为，当代农业和制造业的产能如此庞大，以至于任何的有效需求回升，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不易有持续的供不应求之势。我们知道，事实上全世界的工农业总产能，足够填满现如今世界需求的好几倍，因此基于真实供需关系的商品市场，很难出现物价飞涨的经典通货膨胀。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资本市场数量庞大的资产承担了通货膨胀的结果。由于金融业的往来活动，收益率要远远高于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所能获取的收益，因此大规模量化宽松所发行的货币，大批量的进入了金融市场，在金融市场进行空转，推高了资产价格。
我们可以看到，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美国经济景气情况大大下跌，美国股市也应声暴跌，然而随着大规模的“救市”政策，美股不但摆脱颓势，还“进入技术性牛市”。这种完全违法经济学常识的现象，其货币根源就是大规模超发的货币，让股票作为一种资产，出现了通货膨胀。这就是美股今年能够走牛的本质原因。
另外，这样的通货膨胀完全是劫贫济富，是在进一步地缔造不平等。能够购买股票的人，要比无力购买股票的人来的富有，然而，股市的逆向走牛，是更加富有的人得到了更大的利益，而普通人一无所获。这样的货币政策，人为的压低了利率，甚至缔造了负利率。
我们知道，现在的经济社会，是信贷社会，越是富有的人，就越能通过其自身状况获得贷款。而人为压低了利率，就意味着贷款越多，获利越大。我们假设有某甲，在量化宽松的经济政策中贷款一千万元，购置了证券资产，随后随着资产的通货膨胀变成了价值两千万元，归还贷款后，某甲直接获利一千万元。也就是说，借贷规模越大，则获利就会越大，而这个世界的普遍真理，是越富有越容易借钱。
嗯，这很资本主义。
下回我们讲讲金融主权和数字货币的问题。
中国金融主权小史
笔者在前两次的文章《想彻底遏制中国，美国还有比无限印钱更狠的办法》和《美国天量印钱放水，为什么不会通货膨胀？》中，介绍了如今美国流行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并介绍了美国迄今没有发生通胀的原因和对我国的潜在危害。从一般认知和逻辑来看，货币是当代国家信用的体现，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今天笔者想谈谈我国金融主权的问题。
从人民币发行机制说起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具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无限法偿、唯一法偿的权力。前些年移动支付刚刚火爆的时候，有部分商家只接受XX宝等电子支付，随机被监管机关警告，任何商家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受人民币，这就是法定货币。
然而，法定货币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需要经过一系列过程创造出来的。笔者之前提到过，我国的广义货币M2来源于“贷款创造货币”，即基础货币经过一系列信用关系，通过商业银行体系，得以派生放大。这个放大的过程就叫货币乘数效应。
那么基础货币又是从哪里来呢？查看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2020年8月），央行最主要的负债是约30万亿的储备货币，储备货币就是人民银行所发行的基础货币。（广义来说，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就是基础货币的规模）当然，储备货币也不是从天上来的，根据“资产=负债”的会计恒等式，作为央行负债的储备货币，其来源当然是央行的资产。央行的资产中，最主要的是约为21万亿的外汇占款，其次则是约11万亿的对其他金融公司债权。
外汇占款在我国货币体系的来源是这样的，在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都是强制结售汇制度，即某A公司对外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获取到外币货款，并不直接持有外币，而是出售给外汇专营银行，外汇专营银行将A公司获取的货款转换为人民币，而随后外汇专营银行又将外汇转售给央行，变成央行的资产。即央行给出人民币，作为央行的负债，接收外汇，作为央行的资产。
而央行对其他金融公司的债权，其中主要是SLF、MLF、PSL等央行对各商业银行的贷款，央行同样以贷款的方式创造了商业银行体系中的存款（即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金），随后商业银行体系再度以（对客户的）贷款创造存款，这是一个二级创造结构。
（SLF：常备借贷便利，是全球大多数中央银行都设立的货币政策工具，就是在商业银行缺钱时，可以一对一地将商业票据、有价证券、信贷资产（债券）等抵押给央行。MLF：中期借贷便利，于2014年9月为央行所创设，也是抵押贷款，不过贷款期限要长一些。期限3个月且可展期属于定向投放，要求各行投放三农和小微贷。PSL：调节中期市场利率，也就是抵押补充贷款期限通常较长，以3-5年为主）
这其中，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是直接从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中调整的，而并非商业银行上交给央行，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就可以通过提供给银行的贷款规模决定基础货币供应量，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干预货币乘数，以这两种方式调节广义货币。
货币发行的法定锚，通胀滥觞的源起
那么通过对人民币发行机制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来，人民币兼有两种发行性质，其一是央行根据人民币经济体系内的货币规模和货币政策需要，以贷款的形式向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商业银行再将流动性投放到实体经济活动中；其二则是央行根据收到的外汇折算成人民币，向外汇的持有人售出人民币，购入外汇。那么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吗？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货币发行的锚定。
在金本位时代，法币通过锚定黄金，确立货币的基本供需。即货币的发行是由实体经济与黄金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由于货币和黄金之间可以自由兑换，可以默认货币本身就是黄金的信用形式，货币的发行实际上是黄金的乘数效应，货币的规模本身由黄金决定。
而信用货币时代，法币通过对照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确定基础货币的投放规模，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可以说，法币不再锚定某一客观实体，而是通过对照抽象的指标，锚定了法币本身的信用来源，即国家信用。
在二战后，国际社会形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固定比率，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比率”，通过这一方式间接固定黄金，从而各国货币实际上由黄金本位转换成了“美元本位”。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由主张浮动汇率、信用货币的牙买加体系取而代之，现今的货币体系由信用决定。
人民币最初是完全由信用决定的货币。1949年建国后，由于外汇（即美元）和黄金储备几乎为零，全部被国民党反动政权带到了台湾岛，人民币的发行必然是没有任何当时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发行储备的，因此国内外反动文人一度认为新中国当局组织的货币流通体系的瓦解是必然的。
然而，由于长期建设革命根据地本身也没有什么外汇黄金储备，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货币发行经验。其实诀窍就是保证生活生产物资的供应，然后在此基础上主导生产体系中的信用。即首先保证商品的正常流通，随后向上下游传导，实现人民币对经济体系的全面覆盖。
有些货币理论的研究者认为，共和国这种发行机制是物资本位制，这是不准确的，本位是货币的锚定点，即货币的信用来源，这其中本质性的东西，是国家信用，是人民对政权的接纳和认可。
但是又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我们发现人民银行对货币发行的调节是有问题的。首先，由于技术的限制，人民银行不能很好的监测经济运行的情况，所以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是失衡的。第二，由于长期以来中央财政通过央行多发货币来填补预算赤字，使得人民币长期处于超发的情形之中。由于央行的基础货币具有乘数效应，以1985年为例，填补中央预算赤字的50亿多发货币实际上最后导致物价上涨了2.5%，不可谓代价不大。
第三，由于我国从封闭经济体不断走向开放经济体，迫切需要重新调整人民币估值。1978年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约为1.5:1，这是一个显然失真的汇率，故而当时建立了外汇券制度，在我国国内事实上形成了二元货币制度（普通人民币与外汇券）。
1995年，通过人民银行法和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以及国有四大银行合并改组，金融领域彻底杜绝了地方政府的干预，人民银行不再对政府透支。随着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的飞速发展，我国外汇储备节节攀升，这也就导致当时人民币基础货币的供给，事实上变成了以美元为锚定。1999年时，基础货币的一半是外汇占款，而到2013年，外汇占款约占基础货币的95%。这就是2008年-2011年我国数年内物价连续翻番的一个原因，基础货币的不断膨胀导致了信贷的空前暴增。（另一个原因是经济过热导致货币乘数增大）
归根结底是金融主权问题
那么，面对如此汹涌澎湃，破坏力比创造力还大的货币洪水，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在最开始，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以商品房来回流货币。即面向特定人群的出售国家计划外的商品，房子，通过商品房价格高于价值的特点，回笼货币资金。而随着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商品房事实上变成了地方政府的盈利工具和城市建设税的征收来源，房产商通过“土地出让——建房——房产销售”这样一个流程将资金由市民处吸纳到政府，扮演了包税人的角色。包税人制度无疑是加重了市民的负担。
随后，我国随着外汇储备的增长，基础货币的不断增多，一路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看到，2007年-2015年，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路走高。我们知道，法定存款准备金实际上是央行限制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工具，法定存款准备金不是商业银行上交给央行的，而是央行直接从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账户存款内冻结的。
由于其他信用货币国家，其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因此其他国家央行主要通过定向的调节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来控制基础货币规模，不必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一个设而不用的工具。道理很简单，与其把钱给你但又不让你用，不如直接不给你钱。
而我国由于规模庞大的外汇占款，央行无法很好的控制基础货币的增减（对于通货膨胀期间，主要是减少），只能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冻结货币。但国际经验和我国自身经验和学界研究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基础货币量的吞吐调节，作用极为有限。
从更远的时间说一个诛心之论，实际上2001年以来的经济飞速发展，是以牺牲金融主权为代价换来的。
国际金本位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机制。即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于1752年最先提出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金本位制必须遵守三项原则：一是要把本币与黄金的兑换比率固定下来，并且和黄金自由兑换；二是黄金可以自由输出与输入，各国应随时按官方比价无限制地买卖黄金和外汇，三是中央银行或其他货币机构发行钞票必须有一定的黄金准备。这样国内货币供给将因黄金流入而增加，因黄金流出而减少。
而二战后美元事实上也取得了这样的地位。在我国，为确保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确保经济体系的稳定，降低外贸企业汇兑风险，我国采取了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2005年以前钉住美元，2005年以后钉住一篮子货币（钉住汇率，和固定汇率其实都是“fixed”，只是故作不同的翻译）。由于美元占国际收支体系的80%以上，所以实际上钉住一篮子货币主要还是钉住美元。
现行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76年推动的牙买加体系实际上是反对钉住汇率的，牙买加体系认为，保持货币的自由兑换，能够平抑国际物价，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全球化。事实上国际金融的自然波动就足以摧毁小国家在一个经济周期内的自然积累，牙买加体系实际上是为二战后所确立的国际资本主义分工而服务的。
这里陷入了一个二元悖论，就是穷国想要保证自己的本币币值，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那就不可避免的会加入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而由于市场的马太效应，国际金融市场肯定是先挤兑穷国；如果想避免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则只能将自身本币币值充分低估，并钉住美元，等于以低价向国际市场出售自身劳动成果。没有低估本币而采取钉住汇率的下场，就像1991年的英镑-德国马克，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货币。
国际金融体系是以美元为核心的。美联储会定期的扩张与收缩其资产负债表。按照上文介绍，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就是基础货币规模。美联储定期的吞吐资产负债表，形成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涨与落。美元增多时，全世界需求增加，产能增加，商品增加；美元减少时，全世界商品过剩，产能减少，商品减少。由于货币政策的传导具有先后顺序，当美元减少时，其他国家货币贬值，需求减少而许多公司纷纷破产。当美元开始转头增多时，恰好在其他国家有许多优质资产无人问津，跌倒了底价。
而我国1995年人民币一次性贬值，（由1:5.5贬值到1:8.6），国际收支能始终保持为正，同时禁止资本项的自由流动，保护了脆弱的国内市场。当然，正如上文所述，付出了两个代价，一是国内市场的商品以较低的价格出口；二是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吞吐完全由国际市场决定，在这个时期美联储比人民银行更像中国央行。这就是为什么2014年以前央行的货币政策大多效果一般的原因，因为M2的派生（货币乘数）是不受人行控制的，而基础货币，同样不受人行控制。
当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川皇说我们在薅美国的羊毛也没什么错。我们通过低估人民币获取了国际收支的稳定，通过事实上放弃人民币的发行这一主权获得了不断蓬勃发展的经济规模。而美国本来是想通过货币自由兑换之下的国际金融波动，依靠牢牢把握的军事——金融霸权，永远割全世界的韭菜的。
金融“入关”
2008年的次贷危机，实际上宣告了美元稳定体系的破灭，国际金融体系走向更加不稳定的前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发表学术论文，（暗中指责中国）过量的外汇储备造成了美国的信贷规模过大，导致出现了大量的低质量信贷，从而产生了次贷危机。我国虽然不承认，但是美国人并不在意，美国人在意的是2008年以前的优哉游哉，一去不复返了。
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的金融信用已初步确立，加之外汇占款比重过大严重侵害了我国的货币政策主权，一个完全没有金融主权的先例就是港岛。从2015年起，我国已经有意识的调整了基础货币的结构。外汇占款由最高的95%，下降到了现在的约60%，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近两年的央行货币政策，效果越来越好，调节越来越精准。
原人行货币政策司的李斌和伍戈的研究表明，与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迥异，真实国际金融市场存在二元悖论，想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必须要保持资本账户控制，以及固定汇率制度。
当代美元金融体系的基石，是美元信用的无限性，接近法币的无限法偿。即只要有美元，可以近乎无限的获取物资。在中国的制造业产业链成型的今天，中美两国的脱钩，实际上可能会彻底摧毁这一体系。最初，这一市场存在众多供应商，美元实际上是一个买方市场；然而现在我国也取得了相当的地位，如果再发展下去，让中国取得了高技术领域突破，就会变成一个卖方市场，这是西方中心主义体系的终结，他们是绝不会接受的。
因此，对于我国来说，就看高新技术的突破，对于美国来说，则意味着何时能完全重建一个排斥了中国的新的供应体系。
2015年以来，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杠杆的进程，我国国际收支已经趋于平衡，多年来贸易顺差属微幅增长。同时人民币的发行锚，也基本转换到了货币政策目标，这个全世界信用货币国家通行的规则之上。
2018年以来，我国关于开放金融业的政策力度越来越大，一度有舆论甚嚣尘上的认为是“金融主权沦丧”。这其实是完全搞错了方向，金融主权最重要的就是货币政策的权力，现今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越来越强，不知道是如何得出的金融主权流失这一结论？
实际上，随着人民币在国际收支体系可以发挥的余地越来越大，越发需要我国金融体系更加独立、自主、头脑聪明。现在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国际贸易，占国际结算的1.6%左右，还不如日元和英镑。如果人民币能获得10%以上的份额，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能明显和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进行竞争，那很可能就不会有制裁伊朗不妥之下的汇丰出卖华为事件了。
参考文献：1. 伍戈、李斌 著:《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
2.徐高 著 《宏观经济学二十五讲-中国视角》
二胎经济学
一年一度的催婚和催生，在今年这个全民超长假期中，虽然少了家庭聚会时七大姑八大姨的关心，但因为每天在家面对父母，想必适龄青年们的烦恼也没减轻多少。中国式家长那蜜汁矛盾的婚姻观和生育观，早在十年前就已经不再合时宜，遑论当今，这些年也已被吐槽了无数遍。不过，顺着催婚和催生，本文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源起
众所周知，本号编辑天书同志是一个“996式管理法”爱好者，但是近期和天书的沟通效率比较低，更不要说用“福报”来关爱我们了。原因无他，天书最近是一个优秀的超级奶爸，这无形和有形之中当然牵扯了非常多的精力。
本季奇葩说一月初的几期内容，恰好笔者也关注了一下，一个辩题是“生二胎需不需要老大同意”，另一个辩题是“妈妈是超人是对妈妈的赞美吗”，也都还挺接地气。一个当代的显学是女权和女权所主张的家庭平等。就笔者个人价值观，家庭需要民主的协商和参与感，带孩子也当然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义务，即便是儿童心理学也需要的是爸爸和妈妈共同的关爱，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
那么，是不是说按照当代某些两性平权和女权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将家庭中的夫妻关系、社会中的两性关系批判性重构，达成一个平等的两性社会，我们所面临的不婚、恐婚、不生、少子化的社会问题就解决了呢？显然不是。
问题描述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深刻的问题，是低生育和少子化，它表现在我们呼吁全面放开二胎之后继而呼喊的全面放开三胎乃至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是所有工业国家都面临的深刻危机，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心中的恚痛，少子化。无论是老龄化，还是劳动力不足，大抵和少子化是重度关联的。
在“生二胎需不需要老大同意”那期奇葩说里，携程的梁建章提了一个概念“维持人口规模需要2.1的总和生育率”，就是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这其实是很符合常识的，也是我们国家开放二胎的原因之一。可是伴随开放二胎以来的情况，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似乎生二胎的更多是我们的上代人，就笔者个人观察，愿意生育二孩的同龄人是比较少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面临这样的现象，这又将如何影响未来？
在一种典型的女权理论里面，家庭妇女或者以妈妈为主“带孩子”是一种对女性的显著性别剥削，而当代生育率下降，是因为工业化后，妇女经济地位的崛起，女性有了独立的事业和话语权，不再愿意沦为“移动的子宫”、“生育机器”，因而必然导致生育率下降。
在某一部分人群中，还有另一种理论，是说带孩子既是一种权利、更重要的是一种义务，如果爸爸或者说男性只享受权利而不负担义务，那么持续劣化的环境也将迫使女性主动减少生育。只有真正将平等落到实处，将育儿负担平均分担，这样之下生育率才能上升。
这样的说法，能够解释一部分现象，但不足以完全解释少子化问题。事实上，作为典型的受过两性平等教育的群体，当代中国城市的90后，对于男女分担家务、分担经济责任、分享快乐这方面做得远远好于80后和更上一代，然而就笔者的观察，90后恰恰是生育意愿最低的。这样的迷之背反，只能说明在家庭之外，还存在有更大的干预性、甚至是压制性因素，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
人力资本的再生产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里，经济体系的几个支柱分别是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按照新古典的逻辑，东亚模式的良好运转，正是得益于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压低利率并且供给充足的资本市场和消化能力超强的商品市场，三个市场形成了良性循环，助推经济的不断增长。在这里，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个准商品市场运行的要素市场，劳动力是资本生产和循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
人口对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诸多意义，本文不再赘述，仅从新古典的角度来说，人口的规模是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也是商品的最终流向，人口持续减少，对经济体来说，可谓是一剂致命的慢性毒药。因此，各路经济学家，如今也在频频谈及各种促进人口增长、促进生育的政策，典型如提出了房地产业“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1500万先生”。不过，如果像“1500万先生”和他的老板一样，把人口看做是他稳定现金流的来源，看做“资源”，那么少子化问题可能很难有解决办法。
我们近期持续描述的一个情况就是“脑臀分离”症状，把自己幻想成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普通的劳动者。对于普通的白领来说，资方所提供的工作条件在资源充沛、升平岁月里或许还能过一过小资的生活，当竞争加剧、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资本只愿意提供维系人力资本重置的最低条件，也就是以996工作制为代表的尽量压榨所有精力的管理方法大行其道。没错，只要第二天天亮还能继续上班，公司的人力资本没有减值，其他的管那么多干嘛。
作为脑力劳动者，劳动力被企业疯狂压榨当然是合理合法的，不过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带孩子也是同样非常消耗精力的，面临精力不足的情况之下，还能怎么办？不生呗。
当代新古典有一个描述市场经济的溢出效应和成本的术语，“外部性”。外部性有正有负，像996这样由于过度压榨劳动者精力而导致出现社会问题，当然是负外部性咯。这样的负外部性怎么办？不好意思，市场经济解决不了。
一方面，劳动者每天的休息差不多只够自己的脑子在最低限度上缓过来，根本没有空余精力搞其他的事情；另一方面，还要自己担负起为社会培育下一代人力资本，这实在是有点为难。一线城市许多家庭出现的夫妻双方一个全职带孩子另一个全职上好班，毕竟，指望着城市白领“白天996，夜晚669”地作韭菜永动机有点忒不现实。也正是这种应对举措，许多金领因此有了生二孩的条件，因为养一个和养两个，对于一个全职家长来说区别不大。
碎片化的抚育体系
精力的不足只是抚育困境之中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社会的高度碎片化、原子化，让抚育由规模化变成了“自给自足”。
按照现在的规定，幼儿园只接受年满3岁的幼儿入园，不满三岁是不予接受的，这是因为孩子年龄太小的话，各方面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在秋冬疾病高发之时。在笔者工作的单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机关幼儿园，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标准一流，软硬件实属上乘。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幼儿园，每年冬季感冒高发时节，小班的孩子们总是空着至少三分之一的座位。很多家长即便是把孩子送到了幼儿园，实际上还是“不得安生”。更不要说孩子如果没有送进幼儿园，那就更糟糕了，没奈何只能找人带，通常麻烦的角色无外乎双方父母。
笔者是最后一代国营厂办幼儿园的孩子，对一些情况至今亦有记忆。拿自己来说，因为笔者母亲需要上班，在祖辈带到1岁零10个月时，不得已将我送进了幼儿园。当然，这样的操作在现在是绝无可能了。那时，厂办幼儿园和中小学是与工厂上下班时间同步的，如现在一般父母没下班孩子就放学的情况是绝无可能的。
而相互之间的大院生活，也让父母可以在临时有事的时候放心的把孩子托付给同事兼邻居，无论是临时接送还是暂时照托。反正，一个孩子也是看，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也不嫌多。至于农村，就更简单了。传统型社会几乎不需要担心照管孩子的问题，乡村的熟人社会导致了极为低廉的看护成本。
我们对照如今的情况，年轻的父母一方面要面临职场的竞争，有的母亲甚至连产假都不敢休满，更不要说哺乳假，另一方面市场化的幼儿园只能提供可以明确区分责任，并且有限边界的抚育服务。孩子病了，叫家长，放学时间到了，家长来接，孩子有什么问题和情况，抱歉这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样的情况，是我们的上一代，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不曾遇到的。更不要说日夜排队的儿童医院，定点上课下课的兴趣辅导班，那种体验，实在是让人绝望。
昂贵的抚育成本
笔者的一位好朋友R君，最近向笔者吐槽了一番心中的块垒。作为一个优秀的研究者，一个五道口的PhD，在笔者看来，像他这样的人就是我国学界的希望啊，水平业界公认，有什么可烦恼的。对学者来说，尤其是R君这样真诚的研究者，吃饭穿衣其实所求不多，无非是医疗与教育。某热门高校，开出来较好的研究条件和课题，L君颇为心动，然而由于不能解决子女教育问题，仔细衡量后，自觉“买不起好的学区房”的R君，无奈拒绝了。可是，学术的野心，又让L君很是不爽，呐呐之下就想和我聊聊。
在笔者看来，父母想让孩子享受尽量好的条件和教育，这一点本没有错。然而在市场化的全面推进之下，许多领域已经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的情况。笔者之前曾介绍波兰尼的《巨变》（即《大转型》）一书和相关理论。波兰尼认为，市场是嵌含在社会之中的一种机制，从属于社会，如果市场反过来主宰了社会，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从这一点来说，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是应该由国家和社会进行统一安排，强制化、一律化和同一化的。前段时间有个观点，很为笔者赞同，“公立教育如果一味减负，就是让私立教育增负”。在公立教育轻松化后，负担以课外辅导和兴趣班的层层加码换装登场。现今的中小学孩子之间的竞争，很难不让笔者联想到过密化的问题，这样的过密化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孩子们成才的可塑性，另一方面无疑是家长巨大的抚育成本。
笔者上中学时，由于学校的期中和期末考试都排名，而且针对考试结果学校会有的放矢地开设补课班对后进生进行辅导，也开设相应的提高班和竞赛课程给尖子生和中等生，如此一来家长们一方面通过统一的成绩排名，获得了对称的信息，减少了不必要的恐慌，另一方面由于学校的大力作为，也不会盲目在外给孩子安排补习班。
而学校的补课虽然收费，但毕竟不图盈利，相比较校外机构还是来的便宜，这样的教学模式为笔者母校所坚持，也获得了学生和家长的一致认可。可是这样的学校，毕竟太少了，以至于进入这样的学校所需要的竞争本身就导致了过密化和负外部性。多年来，在优生优育理念教育成长之下的人们，对抚育成本仔细考量之后，也就只好不生了。
工业化和生育率
之前，曾有人提出过这么一个悖论：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其生育率自然就会下降，不需要计划生育；而生育率降不下来的国家，工业化肯定失败了，自然又矛盾突出的亟需降低生育率。其实，工业化和生育率之间的矛盾只是表征，更深层次的是生产关系对社会的深刻影响。成功运行的工业化体系，一定是按照资本循环的模式运转的，这样的生产关系，在没有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让社会变得碎片化、逐利化，让人们变得不安定，让劳动者疲于应付，在这样的景况下，生育率的下降是必然的。这时，社会的稳定措施就至关重要。
我们以俄罗斯的人口生育率变化为例，可以直接看出，当社会动荡，市场主宰一切秩序时，自然生育率飞速下降。在前苏联体制下，生育率同样不算高，但可以维持在2左右；当普京重塑社会保障体系后，俄罗斯的生育率也同样重返高点。2017年俄罗斯的生育率，应该是欧洲人口大国中最为显著的。作者无意对欧洲和俄罗斯的社会保障政策作出任何评价，只想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从动物性上来说，生育需要的是安全感、安定感和稳定的社会秩序。
那么，工业化社会的抚育问题出路何在呢，或许会有读者联系到“社会化抚养”，特别是著名ID马前卒之前曾提到过的社会化抚养。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个步子有点大。从人的本性上来说，人的本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其中，就我们社会目前所处的阶段，家庭、亲情占据了一个相当的比例，有些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可能不好，但直接因此而剥夺其表达，恐怕就是否定了这个人的意义，从精神上胖了他的死刑。不能因为理论上家庭可能在未来社会中消失，就否定目前家庭组织存在的意义。
另一方面，人类也有其动物性，或者按照现今显学来说就是基因延续的需要，如果说父一代和子一代完全分离的社会抚养出现，那么从生物性上来说我们还需不需要做个哺乳动物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何况对于完全社会化抚养的信任机制，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因此，社会化抚养，作为提供帮助的一种形式，是值得肯定的，近年来，我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单位兴办幼儿园，也停止了一刀切式减负，也是对这一问题和之前经验的一种回顾吧。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私人时间完全的分割化、破碎化，社会化抚养并不能提供0-3岁的育儿帮助，其意义是相当有限的。
费米悖论和我们的前景
思考这个问题让笔者联想到了天文学中著名的费米悖论。
费米悖论是说：古老的银河系，已有约100多亿年的年龄，而银河系的空间直径却只有大约10万光年，就是说，即使外星人仅以光速的千分之一翱翔太空，他们也不过只需1亿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横穿银河系——这个时间远远短于银河系的年龄。而且仅从数学概率上分析，在浩瀚的宇宙里，应该有着众多的类似地球的适合于生命存在的星体。并且这其中，有些星体的年龄要远远大于地球，因此，它们上面的生命进化，也要远远早于地球上的人类。可是为什么我们迄今没有发现过外星人的痕迹？
一般对费米悖论的解释，无非是两个答案：1.外星人不想让我们发现，他们其实就在不远处；2.其实没有那些地外文明。
而如果是第二个答案，这可能意味着宇宙间的文明，在发展过程中远远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很有可能某些阶段、障碍是无法跨越的。我们观察全世界的人口出生率变化情况，人口出生率的不断降低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世界性现象，只要卷入了全球化进程，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是一种必然结果。如果文明不断发展的结果是人类寿命越来越长而新生儿越来越少，是不是意味着这就是费米悖论的答案？
西方一些国家，如英美法德为应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长期负面效果，均采取了引入移民的办法来对冲这一负面经济因素。但是，且不说西方国家的引入移民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不论是智力资本剥削还是劳动力资本剥削，也不说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导致了社会同质性被破坏导致的社会不稳定，笔者想说的是，移民政策本身并不解决任何本质问题。
对德、法等国移民群体的观察表明，移民一代生育率较高，但同时不能很好的融入本地社会，而到了基本融入本地社会的移民二代，其平均生育率迅速收敛至接近社会平均生育率。劳动力的缺口是代际不断出现的，试图不断引入移民消化问题，可能最后消解的是民族国家本身。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来说，试图通过剥削第三世界国家来达到缓解劳动力更不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许多社会问题还处于“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情况，但总有一天，我们应该既关心大家跑的快不快，更要关心大家跑的舒服不舒服。解决劳动力的缺口问题，首先不能把人只当做劳动力。
微博是否是导致现今网络上男女对立问题愈演愈烈的罪魁祸首？
作者：王子君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3916366/answer/1733318345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谢邀。
不是，顶着锅盖说，根本在我们自身。
出生性别比，指每百名出生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量。比较合理的区间在104到107。
从各种统计来看，女性确实比男性在总体上要长寿。所以自然情况下出生男婴比女婴多一丢丢，大概是DNA的某种自我平衡。
但在我国，这数据真没法摆上台面。
00后总体而言，出生男女比是118，其中00年当年是118.28，09年当年更是飙升到了121.06。（第六次人口普查年鉴数据）
我知道有些男性胖友曾对年鉴数据提出过质疑，也找过一些医院分娩数据来反对（一般在109至111左右）。但这里有个缺陷：
医院分娩数据只能反映城市分娩。如果照浙大15年发布的《中国农村家庭发展报告》来看，中国农村地区，0到4岁儿童：
一胎男女性别比：122比100；
二胎男女性别比：126.4比100；
三胎男女性别比：146.3比100。
尤其一胎为女性时，二胎男女性别比可达194.3比100。
照104至107这个常规区间来看，那些消失的女婴去了哪？
为什么80后90后还没那么喜欢打拳？
因为80后的男女性别比是101.12，90后是110.76。常规区间下，多数人还能找到另一半，打拳就是打自家人。
回忆一下，十年前女权问题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婚内独立，反对全职妈妈，婚内强奸也是强奸。
现在“女拳”讲的是什么？确实不是全部但确实声音最大的那群：国男给姐死。
当无法实现普遍结合时，家庭这个能够内化矛盾的单位就消失了。原本的“家庭内部矛盾”，就会劣化为“性别矛盾”。
对，家庭的瓦解。
我们最倒霉的是，在有着不正常出生性别比的同时，还遇上了极其高速的城市化。
98年中国城市化率为30.4%，去年是60.34%。
教育程度提升与就业的大范围流动，好的一面，是增强了女性的独立地位；差的一面，是降低了结婚率与生育率，加速家庭的瓦解。
于是“3000万剩男”问题愈发严重，进一步强化男女对立。
其实不止3000万，06年巅峰的男女数量差是4008万，到18年才降到3165万。
讲真，还得感谢开放二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堕胎行为。17年男女出生比已经下降至111.9。
长出一口气啊，“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至112以下”，可是被写入十三五规划里的重要指标。
但对90中后、00后还有10中前这批人来说，已经是定局。
就算女性有四个九的满意度，万分之一的恶意引导，也能激发对面上千万的反弹。
因此，男女对立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绕不过去的。
确实存在的部分地区重男轻女问题、性别比所反映的“生育选择”问题、现代化与城市化所天然带来的女性意识提升、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市场化。
更别提存量环境下的矛盾转移。同样是劳动者，女性确实比男性多一个身份，生育者。而现行的劳动保护对生育者的保障是不完善的。
（劳动者的保护就不完善）
出于对怀孕女员工的恐惧，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普遍严控女性员工的招聘，这是事实。
但这个问题在公共讨论里并没有被放到“劳动者”的语境里，而是“男女对立”。
这些都是火药桶。
你有一个软肋，你会谴责你的敌人攻击你的软肋吗？
袁绍骂曹操不该偷袭乌巢？男女对立确实是互联网平台们最喜欢的热点流量，也确实有各路NGO在美帝的支持下煽风点火，加速对立。
但敌手就是敌手，这是对面本来该干的事情。美帝不来搞你，还是美帝？
亡羊当补牢，否则豺狼还会继续来叼。
我们要承认一个现实：革命带来的性别平等红利正在衰退，而我们还在摸索高速城市化下的男女平等道路。在这个中间，必然一片泥泞。
要么回归到“劳动者与生育者”的根本属性，要么，就接着在泥泞里吵下去吧。
个人感觉男女比例意义不大
因为很多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和城市大龄未婚女青年，就没有交集，生活在不同的纬度。
就城市未婚男女比例，男的会少于女性，且男的更多会向下兼容(年龄和经济等条件)，于是造成一个结果，城市大龄女性看似在婚恋市场稀缺，但是实际在城市是过剩的。
再加之消费主义洗脑，阶层逐渐固化，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激化，造成女权主义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