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怎么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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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跟风，讲一讲香港的问题。首先一句话概括一下香港问题的实质，那就是，香港内部的阶级矛盾，被恶意引导为陆港矛盾。
过去，我讲过一个“伊里奇陷阱”。也就是说，要学会换位思考。我们讲政治稳定理论，实际上就是把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倒转过来，换个角度看问题。列宁讲革命的前提，讲的是“两个不能照旧”：一个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现在我们的分析更多侧重于第二个，也就是从民生角度，从经济角度去看问题。这是对的。比如说，我们讲香港，人均住房面积大概只有16平方米左右，相当于大陆的40%左右。在大陆的住房问题已经成为年轻人痛点的情况下，香港年轻人究竟有多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是显而易见的。现有的分析也有很多，这里不班门弄斧。
但是，光分析民生问题是不够的。毕竟，香港无论如何，都是高度发达地区，香港的贫民，无论是从账面上还是从实质上看，也都属于相对贫穷。所以，香港这种相对贫穷，光是从民生角度看，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和社会问题。还是要去找第一个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不能照旧统治下去。
对于正规的资本主义而言，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制造出的贫富差距，是依靠西方式的大众民主去平衡的。也就是说，贫民虽然在经济上没有钱，但在政治上，和富翁有着平等的一票。至少形式上如此。即使在许多不那么正规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社会中，形式上的平等被实质上的贿选所操纵，但人家好歹还得花钱来买这个票。
对于正规的社会主义而言，具有比较完善的人民民主制度。很多人对东方式民主有误解。但事实上，东方式民主政治中，开会的过程和谐，是因为将很多工夫做在了会前，通过充分酝酿、科学分析、广泛征求意见，再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议案付诸表决，从而使多数决议能够较好的体现各方面意志。
问题是，在香港，这两种形式上的民主都是不具备的。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由一个选举委员会选出。这个委员会包括了4个界别，共38组。第一组是工商业，包括17组资本家。第二组是专业人士，包括会计、建筑、教育等10组高知分子。第三组是渔农、劳工、宗教、社会福利、艺体出版等5组社会贤达。第四组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各级议员。从这个构成不难看出，香港政治并不是去设法弥补劳动群众由于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所造成的被剥削地位，相反，更倾向于强化精英阶层，即剥削阶级在香港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这样一来，被剥削的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势必在既有政治框架下很难有合法的实现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单纯说什么法治与理性，实际上是十分空洞的。
当然，不民主的社会并非不能维持稳定。对于一个方圆近千余平方公里的小地区而言，极权政治没有存在的土壤，威权政治倒是可行的。然而，自古以来，要搞威权政治，首先要有威。而要有威，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统治集团。然而，这样一个集团在香港是不具备的。
如上所述，香港的政治体制塑造出一个人数占绝对少数的精英集团。在“港人治港”的大框架下，形成了与被治的港人相对立的、横亘在中央政府与香港人民之间的一个“治港港人”集团。他们代表人物，正如本号其他文章所说，当然是李先生们。从“一国两制”的初衷看，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治港港人”集团能够切实担负起治港责任，维护好香港的繁荣稳定。如果做不到，至少维持稳定。
这里讲到了两个字：责任。问题是，这种责任感在“治港港人”集团中是不存在的。但凡实行威权政治，那就是以少数去治理多数，若是少数人无组织、不团结、没有决心，又如何治理得了呢？要说好的威权，新加坡就是典型，维持了繁荣稳定，但那是别人家的李先生们。差一点的威权，统治集团从齐奥塞斯库、卡扎菲等人血淋淋的教训中也不难看出，丢失政权就是死路一条，拼了命至少能维持个稳定，即使最后不一定做得到，出发点总是这样子的。
前几天我们讲，一个政府，可以腐败，但不能无能。今天要补充一句，无能就算了，好歹得负点责任。但事实上呢？这个“治港港人”集团所做的，是把香港的利益据为己有，10个最大的家族资产就占到香港GDP的35%，这种财富集中程度世所罕见。但与此同时，一是将资产逐步转移出香港，转移到大陆和西方，这样一来，就不再同香港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随时可以跳船。二就是把统治责任推给中央政府。
要使北京去背这口锅，很显然，就是要将“治港港人”与“被治港人”的港人内部矛盾，转化成了港人与大陆的矛盾。要让在香港几无立锥之地的穷屌觉得自己和李先生是一种人，却与深圳河对岸的大陆同胞不是一种人，很明显，就要强化“港人”的身份认同，而弱化“被治”的阶级认同。
于是，经济上的民生问题与政治上的民权问题就必然由建构“香港人”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转变为民族问题。你要问“港独”是怎么来的，就是从回避不平等经济体制与不民主政治体制那里来的。有文章讲香港的年轻人“蠢”，这是不对的，从整体受教育程度看，香港年轻人比大陆还是要高的。当然，从政治上看，他们的政治表达方式与具体政治诉求确实相当不成熟，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不成熟并非先天愚钝，而是由不平等不民主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塑造出来的，是由于他们没有生在红旗下、长在新时代。
只要我们知道，香港问题的症结一不是出在中央政府身上，二不是出在香港人民身上，而是出在横亘于这两者的“治港港人”集团身上，就应该知道，香港并不是没有救。
对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共同愿望构成了中央政府与香港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基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必须的，因为无论风云如何变幻，香港就在那里，谁也带不走。对于香港人民来说也是必须的，因为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他们就在那里，贫贱是不能移的。对于“治港港人”来说，不是必须的，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资产。
通过“治港港人”实现港人治港的这种间接统治的政治安排，本意是希望一个在香港既有既得利益，又有统治经验的集团去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因此，我们可以让渡给他们一定的经济利益。问题是，既然他们不仅做不到这一点，反而将他们获利所带来的社会矛盾转移到中央政府那里，我们就不禁要问，凭什么要许给这些麻烦制造者香港GDP的35%那么大的利益？
对于香港人民，尤其是香港年轻人来说，关键是必须看清自己诉求的实现路径。必须要让他们认识到，让他们买不起房子的，绝不是远在天边的中央政府。大陆的执政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是香港人民最可依赖的核心力量。除了大陆的党和政府，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组织能够帮助到他们。要看清楚，香港的繁荣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这样一来，路径就很清晰。站在“被治港人”的立场上，很显然，就是要把中央政府当做是对抗“治港港人”的依靠，要把意志统一到爱国爱港上面。他们应该认清，西方列强是靠不住的。无论谁给了何种承诺（更何况连公开的口头承诺都不敢给），都应该认清，同中央政府对抗没有出路，与中央政府合作前途远大。
这就意味着，给西方列强和本港大亨当枪使，将矛头对准大陆，不仅实现不了自身经济利益与政治诉求，反而会遂了“治港港人”的意——假如“被治港人”靠不住，那不就只能依靠“治港港人”了？相反，和中央政府、大陆人民站在一起，“治港港人”就成了可有可无、有不如无的群体，那么，为什么还要留着他们呢？
如果香港人民觉得这样好，那就这样办。如果觉得这样不好，那就算了。问题总归是要解决的。
最后是学习强国时间：
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那一刻起，香港的前途就已牢牢掌握在香港同胞手中，香港的命运就更加紧密地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有伟大祖国作坚强后盾，依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团结奋斗，香港就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风险、困难和挑战，香港的明天必定会更加美好，香港市民生活必定会更加幸福，祖国的东方之珠必定会更加璀璨！